故事应该从四十年前的那个阳春开始说起。
“张医生，您的眼睛肿了，快去医院看看吧”。那天，在一间农家屋里，村民曾顺生着急地对一个穿碎花衣的女子喊。
女子叫张漫珍。只见她左肩挎着行医箱，右手使劲捂着右眼，似有剧痛伴随。
当天，她为他家5岁的儿子接种预防天花的疫苗。那孩子因为害怕打针而哭闹，小手逃离母亲的臂护，一拳打在张医生的左手上。一瓶刚打开的药液，几乎从张医生手中“跳”起来，洒向空中，同时也溅入了她的右眼内。
她虽用盐水反复冲洗，但疼痛很快紧随而来，感觉到越来越严重了，便急忙收起医药箱，打算去乡卫生院，没想到村民曾迪成神情紧张地跑了过来。
“张医生，我老婆快要生了。乡卫生院的医生说是什么‘踏花生’，让我们转县人民医院。我们家，出不起这个钱呀。您能帮我想想办法吗?只能求您帮忙了。”
张漫珍知道，他家拿不出几元钱，又无车，村里与县城相隔五十公里......“踏花生”是医学理论中的足先露，属于胎位不正的一种。乡下无数女人因此而与生死只隔一道门，或大人孩子一并不保。
“我去看看再说。”张漫珍愣了一下，没再顾及村人的提醒，跟着曾迪成向他家疾步奔去。
28岁的张漫珍，初中文化，在乡下不多见。几年前，她被村里选为了赤脚医生。聪明好学、勤劳善良的她，在三个月的培训期间，不但被评为优秀学员，还经县卫生局的考绩考核获得了行医证。从此，她踏上行医之路，与同行一样，没有固定编制，受当地乡镇卫生院直接领导和医护指导。
1974年后，随着乡村合作医疗队伍的扩大，赤脚医生开始分工明确。张漫珍负责村里的疾控防疫、妇女儿童保健等工作。每年为儿童打预防针，预防流感、天花、结核，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其中。哪怕是暮霭沉沉的深夜,或风雨交加的日子，只要有人求医，她都随喊随到。
夏天，她到枚子冲村民熊新秋家出诊，熊新秋当时高烧不退。诊断后，确定没有大问题，张漫珍便对熊新秋爱人说，“你忙你的去，我来帮你照顾她吧。”她知道他在工地做事，耽误时间就是耽误工分。接下来的几天，她负责给熊新秋打针，顺手帮她洗脏衣服，还从自家带了米，熬了粥端到她床边。
记忆最深的是，接生时，她总是为产妇着急，总是担心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的手上有闪失......在从医期间，她以医者的责任，让一个个孩子从她温暖的手中来到人世。
回到本文的开头。
张漫珍医生用医用纱布绑着眼睛，忍着痛，在曾迪成家守了三天，用“外倒转术”纠正胎位的方法，帮助产妇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孩，却耽误了自己最佳的治疗时间。直到曾迪成喊来邻居，与她的爱人一起，把她送往县里的医院。
她患上病毒性角膜炎，当时没有特效治疗办法，辗转县里多家医院，医生都建议她到省级医院就诊。
此后，为治眼睛把家都治穷了，仍不见起色，附近村的赤脚医生、老百姓还纷纷捐款，但对于她的眼病治疗仍不过是杯水车薪。
如果还是没有好转，最后的方法只能把眼球摘掉。省中医附一医院医生见她有时痛得休克，便和她商量，她没有接受。好在又熬过了些日子，疼痛减轻了一些，但每次复发，还是痛得死去活来，视力也由原来的1.5降至0.5。
那些日子真是永生难忘，为了治疗眼睛，她不停地在医院与家之间往返，最长的一次一个多月没回家……眼睛不疼的时候，还继续为村民行医看病。
时光荏苒，如今，张漫珍像许多赤脚医生一样，已年过花甲，她的眼睛痛了八年，现在视力依然很差，儿女们把她接到了长沙生活。
那个棕红色的行医箱，她依然保存着。背带已磨破了皮，箱子里有一块旧得掉皮的红色油布，有一把弯头不锈钢剪刀，一支旧水银血压计，一个旧皮管听诊器……
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搬家几次都带着。我知道，行医箱不只是属于她一个人的记忆，而是属于那一代赤脚医生的记忆，那一代农民的记忆。不管时光如何流逝，永不褪色的记忆，像血压计的水银，晃动着银色的光芒。那一刻，我看到张漫珍老人满身银光。
是的，她与和许多与她同样的人，回首之时没有苍白潦草，只有走过田野与山坡的亲切，只有与千家万户心贴着心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