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应该从四十年前的那个阳春开始说起。
“张医生,您的眼睛肿了,快去医院看看吧”。那天,在一间农家屋里,村民曾顺生着急地对一个穿碎花衣的女子喊。
女子叫张漫珍。只见她左肩挎着行医箱,右手使劲捂着右眼,似有剧痛伴随。
当天,她为他家5岁的儿子接种预防天花的疫苗。那孩子因为害怕打针而哭闹,小手逃离母亲的臂护,一拳打在张医生的左手上。一瓶刚打开的药液,几乎从张医生手中“跳”起来,洒向空中,同时也溅入了她的右眼内。
她虽用盐水反复冲洗,但疼痛很快紧随而来,感觉到越来越严重了,便急忙收起医药箱,打算去乡卫生院,没想到村民曾迪成神情紧张地跑了过来。
“张医生,我老婆快要生了。乡卫生院的医生说是什么‘踏花生’,让我们转县人民医院。我们家,出不起这个钱呀。您能帮我想想办法吗?只能求您帮忙了。”
张漫珍知道,他家拿不出几元钱,又无车,村里与县城相隔五十公里......“踏花生”是医学理论中的足先露,属于胎位不正的一种。乡下无数女人因此而与生死只隔一道门,或大人孩子一并不保。
“我去看看再说。”张漫珍愣了一下,没再顾及村人的提醒,跟着曾迪成向他家疾步奔去。
28岁的张漫珍,初中文化,在乡下不多见。几年前,她被村里选为了赤脚医生。聪明好学、勤劳善良的她,在三个月的培训期间,不但被评为优秀学员,还经县卫生局的考绩考核获得了行医证。从此,她踏上行医之路,与同行一样,没有固定编制,受当地乡镇卫生院直接领导和医护指导。
1974年后,随着乡村合作医疗队伍的扩大,赤脚医生开始分工明确。张漫珍负责村里的疾控防疫、妇女儿童保健等工作。每年为儿童打预防针,预防流感、天花、结核,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其中。哪怕是暮霭沉沉的深夜,或风雨交加的日子,只要有人求医,她都随喊随到。
夏天,她到枚子冲村民熊新秋家出诊,熊新秋当时高烧不退。诊断后,确定没有大问题,张漫珍便对熊新秋爱人说,“你忙你的去,我来帮你照顾她吧。”她知道他在工地做事,耽误时间就是耽误工分。接下来的几天,她负责给熊新秋打针,顺手帮她洗脏衣服,还从自家带了米,熬了粥端到她床边。
记忆最深的是,接生时,她总是为产妇着急,总是担心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的手上有闪失......在从医期间,她以医者的责任,让一个个孩子从她温暖的手中来到人世。
回到本文的开头。
张漫珍医生用医用纱布绑着眼睛,忍着痛,在曾迪成家守了三天,用“外倒转术”纠正胎位的方法,帮助产妇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孩,却耽误了自己最佳的治疗时间。直到曾迪成喊来邻居,与她的爱人一起,把她送往县里的医院。
她患上病毒性角膜炎,当时没有特效治疗办法,辗转县里多家医院,医生都建议她到省级医院就诊。
此后,为治眼睛把家都治穷了,仍不见起色,附近村的赤脚医生、老百姓还纷纷捐款,但对于她的眼病治疗仍不过是杯水车薪。
如果还是没有好转,最后的方法只能把眼球摘掉。省中医附一医院医生见她有时痛得休克,便和她商量,她没有接受。好在又熬过了些日子,疼痛减轻了一些,但每次复发,还是痛得死去活来,视力也由原来的1.5降至0.5。
那些日子真是永生难忘,为了治疗眼睛,她不停地在医院与家之间往返,最长的一次一个多月没回家……眼睛不疼的时候,还继续为村民行医看病。
时光荏苒,如今,张漫珍像许多赤脚医生一样,已年过花甲,她的眼睛痛了八年,现在视力依然很差,儿女们把她接到了长沙生活。
那个棕红色的行医箱,她依然保存着。背带已磨破了皮,箱子里有一块旧得掉皮的红色油布,有一把弯头不锈钢剪刀,一支旧水银血压计,一个旧皮管听诊器……
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搬家几次都带着。我知道,行医箱不只是属于她一个人的记忆,而是属于那一代赤脚医生的记忆,那一代农民的记忆。不管时光如何流逝,永不褪色的记忆,像血压计的水银,晃动着银色的光芒。那一刻,我看到张漫珍老人满身银光。
是的,她与和许多与她同样的人,回首之时没有苍白潦草,只有走过田野与山坡的亲切,只有与千家万户心贴着心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