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0日，南京第一个“弃婴岛”试点运行，已收治超过400多名弃婴童，这也让南京福利院不堪重负。今年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外国语学校教科室主任朱善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她在所提的议案中，明确提出反对设立弃婴岛，并表示此举变相鼓励了弃婴行为。(3月11日《现代快报》)
　　在弃婴现象屡禁不止，弃婴的生存权乃至生命权得不到保障的尴尬情况下，南京设立“弃婴岛”，显然是一项善举。一方面，促使一些父母将婴儿遗弃在安全地方，避免孩子遭遇不测;一方面，便于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将弃婴送到公办儿童福利机构，使他们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和保护。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来是为保障生命权的“弃婴岛”，设立之后反而助长和加重了弃婴恶行，造成福利院人满为患。但这种情况不能认为是在鼓励弃婴，因为这与超生的孩子仍然得到社会关爱，其实是一个道理。难道因为超生的孩子同其他孩子享有同等待遇，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是在鼓励超生吗?
　　只是，对于超生行为，法律给予了严厉处罚;而对于弃婴行为，却鲜见有处罚的案例。特别是，对于发生在“弃婴岛”的弃婴行为，非但不进行惩戒，反而还对弃婴者的身份进行保护，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弃婴行为的一种纵容。
　　因此，“弃婴岛”既要扬善，更要惩恶，实行双轮驱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人们“弃婴岛鼓励弃婴行为”的忧虑，才能有效遏制非法弃婴行为，才能保持“弃婴岛”的生命力。这就需要“弃婴岛”在救助弃婴的同时，为有关部门打击弃婴恶行提供有力证据;需要当地有关部门重新进行制度设计，应该在“弃婴岛”安装摄像头或者拍照设备，使遗弃婴儿者“立此存照”。这样有利于司法机关对弃婴行为进行侦查，及时查清弃婴的原因，并对恶意弃婴行为实施有效打击。当然，若要从根本上遏制弃婴恶行，需要司法机关强化执法，提高“遗弃罪”的违法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