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长沙市地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地衣之家”)走到第十年。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房子，一个全职运营的人，十年负债二十余万元，三次关停、四次搬迁——朱聪和她的地衣之家，始终贴近长沙街头流浪者身边。
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将“流浪乞讨人员”的表述修改为“流散人员”，突出“兜底线、救急难”，明确鼓励社会工作专业力量提供访视照料、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朱聪十年的个案追踪与陪伴，恰好落在这一政策导向的延长线上。她接触过的流浪者，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12岁;据她摸底，长沙街头固定流浪者约175人。
这是一个关于“未完成”的救助故事：有人成功安顿，有人反复流落街头，有人寻回家庭再次离开，也有人她即便穷尽办法仍无力改变。缺憾没有被回避，恰恰成了读懂救助最真实的入口。

　　给流浪者一个过渡的“家”
2015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的朱聪在一家流浪救助机构做社工。她接触的第一个服务对象叫老刘。老刘原本做生意，失败后流落街头。那年冬天，老刘对朱聪说，特别想喝点热的东西，“从喉咙一直暖到肚子里”。他做了一个动作，朱聪记了很多年。
朱聪给老刘买了液化气罐和灶，原本打算周五送去。可那天中午她有点偷懒，想着下周一直接拿给他算了。下周一再去时，老刘已经中风瘫痪两天。他始终没有看见朱聪买的东西。
几天后，警察打来电话：有人倒在公交站，口袋里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朱聪的电话。
“流浪者自尊心极强，至死都不愿主动拨打求助电话。很多人流浪，是遭遇困境后选择逃离，不愿让亲人看见自己的处境。”老刘的离世深深地刺痛了朱聪，也让她幡然醒悟：有些事，一旦拖延，便是生死之别。
“我要把流浪者的救助工作，做成一个事业。”2016年，朱聪开始做流浪者公益，并于第二年在民政局注册了专注于街头流浪者服务的公益组织“长沙市地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地衣”命名机构——街头石板缝里的地衣在很恶劣的环境里都能生存，但被踩一脚就可能凋亡，既坚强又脆弱，就像流浪者一样。
“流浪者缺什么，我就做什么。”2019年，政府借给她两间房子，她把它改造成流浪者在长沙的庇护所。流浪者没有地方洗澡，她就装热水器;没有衣服，她就找来二手衣服挂在墙上;没有床，她就买来折叠床。
在朱聪的构想里，地衣之家不是短期收容点，而是一处准社会化过渡空间。长期脱离社会的流浪者无法一步回归正常生活。这里，是帮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的“中转站”。
庇护所落地后，朱聪开始追问：流浪者能否重建生活?社会力量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改变藏在一件小事里
2019年，朱聪从每天来吃公益晚餐、看电影的二三十个流浪者中，筛选出了8个人。8人中，7人有案底，包含残疾人、黑户、文盲;流浪时长最短8年，最长达30年——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生活一年，目的在于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朱聪尝试开发肩颈按摩、擦鞋、豆腐脑售卖、手工刺绣等小型谋生项目，帮他们习得生存技能。她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流浪者更适合小微自主创业，而非入职固定岗位。长期松散的流浪生活，让他们难以适应企业流程化的约束。
一年后，4个人脱离流浪，转化率50%。糖糖是其中之一。他是残疾人，朱聪告诉他可以领国家补贴。他抓住机会，跟人合伙搞养殖，成了养殖场股东。去年他回来看大家，带了土鸡蛋，捐了50元钱。
“小屁孩”是朱聪见到的为数不多想主动回家的流浪者。他13岁因搭错车开始流浪，流浪了十多年，从来不说想回家。直到去年，他看到别人回家了，主动说：“我也想回家了。”
8人中4人成功安顿，意味着另外4人没能走出流浪循环。
小熊是朱聪最放心不下的人。“他真的想改变，但他不够自律。”朱聪说，相比那些糊涂地快乐着的流浪者，小熊更纠结和痛苦。以前的小熊，隔三岔五会因违法犯罪判刑坐牢。但在朱聪帮扶他的两年里，他没有坐过牢。
“把流浪者送返乡，这只是救助的起点。”朱聪认为，返乡之后的生计保障、心理重建，才是更核心的难题。她观察到，一些流浪者反复回到街头，背后是一种对既有生活方式的深度依赖，而这种依赖又与家庭支持的缺失、社会关系的断裂纠缠在一起。
老尹就是那个被送回去四五次的人。每次回去半个月、一个月，有时候几天就又出来了。有一次打电话，他在哭——“实在太寂寞了，没有人跟他说话”。
朱聪去他家三四次，给他拉了网线，买了二手手机，置办了灶和生活用具，把自己家的电视机也捐给了他。2024年，老尹返乡后，再也没有出走。“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一件小事会成为流浪者转身的契机，所以只能坚持去做好每一件事。”朱聪说。 　

　把夹缝里的共生记录下来
地衣之家的屋檐下，藏着流浪者之间朴素又矛盾的相处故事，打动了朱聪，让她决心记录这些不为人知的生命叙事。
2019年，朱聪就开始写口述史。这个念头，源于她的入行督导樊老师。
樊老师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生前有一个愿望：写一本关于流浪者的非虚构故事。2015年，他突发意外去世。
“我一直把他当作我公益路上的一盏明灯。”朱聪拿起了笔，写了十多万字。后来，她开始做短视频。记录小熊创业过程的一条短视频在网上成为爆款，收获1000万的流量。接着她又开始做直播，讲流浪者的故事。
跟别人做视频一味追求流量不同，朱聪独辟蹊径：展现最真实的状态，越真实越好。短视频打破了公众号传播的局限，越来越多人通过线上了解地衣之家，奔赴线下参与关注。她还利用空间打造“流浪博物馆”，参观者的留言见证大众对漂泊群体态度的转变，这是博物馆最珍贵的藏品。
记录让更多人看见，但看见之后，机构自身的生存难题仍横在面前。
朱聪评价自己的机构，说得最多的是三个字：“不成功”——从创立以来，地衣之家经历了三次关门。原因都一样：没有独立的资金来源。机构自创办以来经历三次关停，根源都是资金短缺;还经历了四次搬迁，从坡子街、高桥、碧湘街，到如今的晏家塘。
最崩溃的一次，是2019年末。地衣之家搬家之际，她结束了七年的爱情。让她意想不到的是这次搬家多了10多个流浪者帮忙。
而在运营地衣之家的背后，朱聪收获着家人的支持。最困难的时候，弟弟拿出10万元支持她的公益事业，虽不认同这条路，却选择用行动托举她。
据朱聪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长沙街头固定流浪者约175人。她深知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帮助所有流浪者。
“我们所做的就是吸引关注，让大家看到他们、理解他们、帮助他们。”在朱聪的心中，有一个终极梦想——做社会企业，给流浪者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让社会不再有无家可归的人。
救助体系正在向前延伸，朱聪扎根在治理末梢。
今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流浪乞讨人员”的表述修改为“流散人员”。关于这个修改，有关立法说明是：相关救助管理机构救助的对象主要为走失、务工暂无着落等流散在外的暂时遇困人员，新表述“更加准确、中性、简洁”，更加尊重困难群众人格尊严。
一位在湖南民政系统从事社会救助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所在的救助管理机构提供照料服务、急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五大类服务，也在尝试拓展边界——让流浪者“开口说30分钟的话”，打开心扉。
朱聪十年的探索，恰好落在政策导向的延长线上。她不局限于简单发放物资，深耕个案追踪、就业赋能、心理陪伴与社会融入。宏大的救助体系稳步向前，而朱聪和地衣之家，扎根在社会救助的末梢，做最细腻、最贴近个体的陪伴。
石板无情，地衣有生。城市缝隙里这株顽强的地衣，以微光坚守，让流落的灵魂寻回扎根人间的力量。(为保护隐私，文中流浪者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