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在车轮下戛然而止。弟弟停下车，前方蜿蜒的土径隐没在春日的山色中。母亲急急推门而出，手里提着鼓胀的红色塑料袋——鲜花、纸钱、白酒、包点、鱼肉，一样不落。她走在前头，灰白的发丝在风中轻轻晃动，背影瘦削却笔直，像是要冲破这寂静的大山。
“妈，慢点走，小心脚下。”弟弟快步追上去，一把夺过母亲手中的袋子。他搀住母亲的胳膊，声音里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急躁与温柔。山径崎岖，野草疯长，我们时而弯腰避过横生的枝丫，时而互相搀扶着攀爬陡坡。泥土沾湿了鞋底，每一步都留下清晰的印记。
外公的墓碑终于出现在眼前。我和弟弟蹲下身，将一丛丛杂草拔起，清理墓地。母亲则在外公的墓碑前忙碌起来：将白酒倾入杯中，荡起细小的涟漪;鲜花放置墓碑前，淡淡的花香弥漫开来;鱼肉和猪肉整齐码放在青瓷盘里，油脂在阳光下泛着微光。母亲闭上眼，双手合十鞠躬，口中低声默念。
我缓缓走到外公的墓碑前，目光落在镶在墓碑中的照片上，上面布满了灰，我用袖口轻轻擦拭。那张棱角分明的脸渐渐清晰——高挺的鼻梁，深深的眼窝，嘴角似乎还噙着笑意。我的指尖触到冰凉的瓷砖，仿佛摸到记忆中那只粗糙的手掌：一只变形的手，关节肿大，五指难以完全屈伸。但就是这双手，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养活了一家十口人。外公身体残疾，左腿有些瘸，听说是他幼时爬树摔下来，没及时治疗而落下的残疾。
外公虽然走路时一瘸一拐，却不辞辛劳地从高坪村走到和平村，只为看他的“满崽”。我至今记得外公那个磨得发亮的棕色挎包，总能变出花样：油条、煎饼，或是用油纸包着的糖果。他叫我“满崽”时的声调，带着特有的上扬尾音，像是哼唱一曲只有我听得懂的童谣。
暑假时光最令我期盼。母亲总会把我送到外公家住上大半个月。外公家的小阁楼是我的宝藏地——几个粗陶罐子静静立在角落，大的装饼干、糖果、干红枣，小的盛着冰糖、白砂糖、红糖。“糖吃多了要生虫牙”，外公总这样吓唬我，却又纵容我偷偷爬上阁楼。后来，我到长沙读书，但每次返乡，必然要回高坪村看望外公，外公依然会一瘸一拐地迎出来，喊着“满崽来了”，声音洪亮。
离别时，他总要坚持送我到村口坐车。车子开走后，他还是一瘸一拐地追着车子跑上一段路，眼中闪烁着泪花，反复叮嘱我：“满崽，要霸蛮读书啊。”我从车窗探出头，看见他站在扬起的尘土中挥手，白发被风吹得凌乱。“外公，您别跑了，回去吧。”我的眼泪不停涌出，心中舍不得离开他，我的头一直往后探，直到外公的身影变成一个小黑点。
山风掠过新绿的枝头，带来远处油菜花的香气。母亲再鞠躬，继续低头念叨着什么。我们扶起母亲，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身后的墓碑渐渐隐没在树影里，但我知道，那些藏在砂罐里的糖果甜味，那些回荡在村口的呼唤声，还有那双关节变形却温暖的手，永远不会随着清明的春意而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