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湘女中为长沙市十中的前身，1913年建于长沙北门外长春巷，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拿亚女士联合遵道会、循道会等教会创办的一所六年制中学。
在长沙档案馆也保存着一份珍贵史料——1950年5月25日由中共长沙市委文教党委会所做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题为《长沙市教会学校——福湘女中情况》，其中说明了福湘女中的经费来源：学校经费由外国供给的基金及经常费接济，但学校主要经费靠学生俸米，教会有常年津贴，校产是教会的，学校每年仅付象征性的租金一美元。
福湘女中开办时，该校学生仅十余人，学校的规章制度大多仿效美国，学生一律寄宿，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到1918年，全校分成了甲、乙、丙、丁四个班，共有学生40余人。至1922年，学生人数已发展到百余人。当时编制为高中3个班、初中5个班。
在当时，福湘女中的学费偏高，因此学生大多为富裕家庭的子女。1928年福湘在教育部立案，由此成为一所私立女子中学，校长也改由中国人担任，但教会仍会提供经费补助。学校的校董事会成员也包括创办福湘的美国教会美、英籍代表，以及有关的教会的中国代表。福湘女中的所有教科书，从中学二年级起，除国文及本国史地用汉语课本外，其余的采用美国课本。世界史、世界地理、生理卫生、生物、理化、几何、三角、大代数都是采用英文原本。虽然教员并非都是美国人，但中国教员都会流利地用英文教学。
福湘女中培养了不少女子英才。1919年，杨开慧女士曾在该校就读，除她以外，刘湘英、李淑一等都曾在此就读。在2012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李宗泽发现的一本由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民国十年(1921)出版的《福湘杂志》中，该刊6月刊上明确由福湘国文教师李肖聃作序。李肖聃(1881—1953)即柳直荀的岳父、李淑一的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当过梁启超的秘书，曾任湖南大学教授，著有《湘学略》等。也是这期杂志上，刊登了许多学生的文章，其中就有李淑一写的十四首短诗和杨开慧写的三篇短文。其中，杨开慧三文分别是《致某公书》《随感录》和《先父事略》，后来成为研究杨开慧早期思想的珍贵史料。
学校对学生的课业各方面训练都抓得比较紧。课堂、食堂、礼堂、寝室、图书室、阅览室、体育场、漱洗室以及厕所都有一定的规则条文，要求学生遵守。学生出校必须穿着线布制服，夏白冬蓝，衣领两端分别绣有福湘两字。在民国长沙多所女子中学中，福湘的教舍、教学设施、教学质量、课外体育活动等都堪称一流。
福湘女中是一所寄宿制学校。除了日常教学外，该校还要负责学生们的起居生活。而家庭制则是该校管理学生的一种特色制度。家庭制的前身是姐妹制。每到开学之初，校方就在高三班指派一部分同学做家庭大姐姐。因新生家人不得进寝室，所以由大姐姐带着小妹妹注册、搬行李，姐妹住在一起，从每日生活中熟悉校园环境和规则，妹妹在学习上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姐姐帮忙。大姐姐与小妹妹这种单纯的新老生之间的关系，变为了一种师生之间、新老生之间的关系，使得此种制度更加正规化。其中由教师组成的“家长”是这个学校“家庭”的主心骨，本家学生中的所有活动，都要向家长请示。家姐(高年级学生)从中辅助家长(教师)的工作，无论是家长还是家姐，都有“负责学校生活指导之责”，帮助新生适应学校生活，使得这个集体更加团结，关系更加稳固。
福湘女中以文行忠信为校训，在学校校歌中有唱词“湖南有福湘，女学发荣光”。曾有一位署名“南媛”的同学在《福湘学生生活的素描》中这样写道：“六年的求学，使我深刻认识了福湘，它的良好精神值得我留恋和追忆，这边的师长都是抱着满腔热烈的希望，诚恳尽心地教导学生，和我们的父母一般，苦口逆耳的教训，时常听到。我们实在是受益匪浅。因为师长循循善诱和爱护备至，同学的亲师也成了必然趋势。”此外，福湘女中萧庆谷同学也疾呼，妇女要打破屈服的观念，从坟墓中跳出来，要重新活着。而署名“凌的”同学在谈到女子职业时直言，在商场上时时需要女子，在工业上尤其是近于工业革命的中国，在工作场中女子所占的位置高出于男子。
学校各班办有班刊。在长沙市档案馆存有一本《福湘一九三六班班刊》，办得生动活泼，所录同学的多篇作文，写作水平很高，感情极为真挚，既有对六年求学生活的回忆，又有对当时全国抗日形势的分析，还有对“妇女解放”和“女子职业”极深刻的见解。
1952年11月福湘女中更名为湖南省长沙市第二女子中学。1956年6月更名为长沙市第十中学，仍只招女生。1960年下期，曾招收一届高、初中男生，次年仍不招男生。直到1969年春才改为男女合校。1990年改名为长沙市电子电器职业中专学校。1995年改名为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