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件小事。母亲从杭州姨家回来，没带回表哥表姐妹的旧衣服，也没带回半颗糖果，那脸色比老山沟里古潭的水还铁青。
这是母亲少有的不悦，母亲去时还高兴地嚷嚷：“这次去，定会见到多年少见的亲戚呢!”
那次是表姐出嫁，母亲兴冲冲去吃喜酒。天刚亮，母亲换上平日不穿的崭新花格的确良衬衫、一双黄跑鞋，挑起两个蛇皮袋就走。一个蛇皮袋装的是老啄人的大红雄鸡，另一个刚装着红薯干、辣子皮、坛子菜。
姨住七楼，也没人来接。口袋里的大雄鸡许是闷坏了，喔喔叫不停。母亲爬上七楼仿佛比走七里山路还吃力，额头沁出了点点汗珠。母亲见门敞开，大门上又新贴了喜联，猜想应该就是姨家，膀子一甩就大步闯了进去。
“谁啊?鞋也不脱!”一个扎冲天辫穿灰色细格短裙的女孩，皱眉瞪眼地挡在面前，死死盯着母亲的脚板。
母亲低头一看，洁白的地板上已留下了一行鲜明的灰色脚印。这行脚印就像一条恶心的毛毛虫在母亲脸上蠕动，母亲晴朗的世界刹那间黯淡。母亲涨红脸连忙退回去，弯腰踢掉跑鞋，光着脚丫才小心翼翼走进屋子。
“虹儿，要懂礼貌，那是你大姨妈!”虹儿就是表妹，出生后从没回过湖南。虹妹不叫母亲，姨忙接过母亲肩上的东西，连说不要脱鞋、不要脱鞋。母亲那双被剪了底重新上了厚垫儿的袜却特别惹眼，屋里已经有了很多客人，一个个穿戴齐整，都盯着母亲。母亲在沙发上落座，瞧着姨拿着拖把使劲拖她落下的脚印，脸滚烫滚烫的。
开席时，母亲闷闷不乐，坐在角落里不转桌盘，也不敢乱伸筷。那只精致的花边小碗，也好像在嘲笑没见过世面的母亲。旁边的人还在慢条斯理地吃喝，谁也没理会我的母亲，母亲便草草吃完了。
晚上住在附近的宾馆，母亲怎么也睡不着，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原来母亲打算在姨家多待几天，想看看压着白娘子的雷峰塔，还想着去天底下最好看的西湖景。没想到，第二天清早，表妹拱火似的把拉了屎的大公鸡丢向了窗外，母亲心疼，铁青着脸匆匆回家了。
从杭州回来，母亲受了委屈，提出拆了老屋新建房子，也要让地板油光发亮，要让城里的外甥外甥女回来脱鞋进屋。
1987年，父亲母亲的肩膀都磨薄了，终于在溪边竖起一幢大木房。母亲特意从山上砍来坚硬且花纹细密的楸木做地板。她再三叮嘱木匠仔细打磨，多做几个工都没关系。地板涂上三道清漆，橙黄发亮能照出人影。母亲正式宣布：所有人进屋必须脱鞋。
母亲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拖地，地板越拖越光洁。父亲少了些执拗，晚上就躺在凉爽的地板上，听蟋蟀清唱，看牛奶一样流泻的月光偷偷地从玻璃窗外进来，打个鼾皆是稻花香。村头二伯建了新房，二婶每天也将地板擦得油光发亮。我们走到门口自然要脱鞋，二婶摆手忙说不要脱。张五叔是五保户，原本是村子里唯独没建新房的，有一天也请木匠将踩上去吱嘎响的地板翻新，全换成了椿树木地板。
我一直以为城市和乡村的距离绝对不是一条河的宽度或者一座山的高度。乡村坐落在城市的后面，不断顶着它的尾巴走。我的小学同学道元，十八岁就去长沙开搬家公司，长沙的每一条巷子都有他的脚印。奇怪的是，前两年道元悄悄回来鼓捣土地，把老家每一块荒芜的土地都种上红薯。这几年，同学季涛也回来了，种草种玉米。我在东南西北修了十多年铁路隧道的大哥也回了，跟大伙儿成立合作社，将屋前屋后的荒地全改成果园，种上柰李。
我们都在悄悄变化，住的村子还是那个村子，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山依然是原来的山，山尖耸翠，鸟雀嬉闹。有一天，一群人来村子里写生。他们惊叹散落山野中的木房子、大院落、独栋吊脚楼;惊叹杉木皮屋顶长满青苔雕刻古老窗花的木房，窗明几净、板壁清亮挂灯笼的民宿……艺术家们说，带着青草味的空气，山间清清的河水，篱笆围着的没有一丝污染的蔬菜瓜果，以及柴火腊肉和醇酽的米酒，都是城里人垂涎的生活。
又一个柰李成熟的季节，姨一家从杭州过来了。一下车，累累果实顶着头了，几只白鹅围着嘎嘎嘎地欢叫，屋对面的梯田一片金黄。姨苍老了，姨父退了休，他们看着一长排温馨的木房，啧啧赞着要回来过晚年。
母亲客房摆上了几大盘茶果，虹妹先围着木屋转了一圈，赞叹着一跃跳进了屋子，姨妈却迟疑了下来：“虹儿，要脱鞋!”虹妹低头看着发光发亮的木地板，好像当年我的母亲，脸倏地绯红。母亲却一个劲儿地笑道：“不要脱、不要脱。”
光亮的地板，多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