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庆幸，当初的狠心。
　　那年，女儿桔子说想学钢琴，我带着她走进那个钢琴培训班，看到里面的孩子很拥挤，排课已经排到晚上九点以后，里面的空气很浑浊，没有一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绿，最关键的是，本来兴冲冲进去的桔子，到了里面，眼神开始发生变化，她变得很不确定，没有我想看到的那种非它不可的坚定和炙热。我心里大刀一挥，立马带着她出来了。
　　我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妈妈。不仅“谋杀”了桔子的钢琴梦，还“谋杀”过她的画画梦、表演梦。我的经验是，孩子心性未定，管她什么梦先一通反对了再说(假反对真观察)，如果能被我的反对熄灭的，不可能是她的兴趣，真正的兴趣没有这么脆弱。后来她遇见舞蹈，怎么反对也反对不了，非学不可，好吧，暂且是它了。
　　我以为，家长这个角色，在选择的最初，是需要“狠狠心”、“为难一下”孩子的。你不“狠”，不测试一下他想法的深浅，就一个猛子扎进去，容易有后患。
　　孩子的成长，也需要家长适当“狠心”，你的“狠心”，是他澄清和辨识自己的机会。
　　我的“狠”，是跟傅雷学的。
　　傅雷夫妇爱听唱片。傅聪三四岁时，傅雷发现，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还是器乐，傅聪都会安安静静地倾听，时间再久也不会吵闹或打瞌睡。傅聪五岁时，某天，傅雷和好友谈到音乐，谈及儿童中绝对音感之难得，即在钢琴上随便按一只键，对方便能说出是哪个键，亦即不靠音与音的比较就知道是哪个音。当时刚好傅聪站在旁边，傅雷把他喊过来试验，这一试把大家吓了一跳，傅聪竟然具有这种绝对音感。
　　傅雷没有急切地开发傅聪，直到傅聪七岁，才让他跟随一位朋友学习钢琴，当时傅雷家里没有钢琴，每周由保姆把傅聪送到朋友家上一堂课，傅聪学了一年后，进步神速，傅雷这才租了钢琴，让傅聪从学校退学，在家练琴和学习。
　　傅聪到底是个孩子，淘气捣蛋，心性不定。有时兴之所至，弹着弹着就搞起自己的创作来。有时心飘了，弹着弹着就渐渐没了声音，傅雷下来一看，这小子把一本小说摊开在琴键上，正看得津津有味。傅雷脾气暴躁，做事严谨，最不喜欢三心二意，于是把钢琴锁上，不许傅聪弹。傅聪急了，哭着求傅雷开锁。开锁后，一开始表现还好，弹不了很久又再度开小差，然后傅雷再度发飙——那段时间，为了练琴，傅家也是经常鸡飞狗跳的。
　　有一次傅聪正在弹琴，弹着弹着走了神，忽然一个东西飞了过来，划破了他的鼻梁——傅雷气急之下，随手操起旁边一个放蚊香的盘子扔了过去，后来傅聪的鼻子上，留下了一道疤痕。
　　还有一次，傅聪和几个小朋友一起弹琴，傅雷听出傅聪弹得很不认真，等那些孩子走后，傅雷把傅聪骂了一顿，傅聪不服气，离家出走，在傅雷的朋友毛楚恩家里住了一个多月。
　　这件事让傅雷开始反省，觉得自己对孩子过于严厉，心太急切，这种逼迫式学习效果堪忧，他开始调整策略，冷静观察，随时做好傅聪改行换道的准备。
　　傅聪十二岁左右，前后换了好几个老师，都觉得他是个问题儿童，布置的作业不交，却私下乱弹高深的作品，以至于老师都觉得无法教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傅雷下了一步狠棋：果断地断了傅聪的钢琴——他们全家搬到了昆明居住，傅聪进了一所普通中学读书。傅雷的意图很明显：既然你不好好弹琴，当不了艺术家，那就扎扎实实读书，当个对社会有用的普通人。一年后，夫妻俩带着小儿子傅敏回到上海，把傅聪一个人留在昆明读书。
　　昆明没有钢琴老师。傅聪的手指天天在发痒。他渴望坐到琴凳上去。他到处寻找弹琴的机会，去当地合唱团要求伴奏，去教堂蹭钢琴弹。
　　傅聪在昆明度过了极其艰难的三年。那是钢琴学习彻底停顿的三年。那是傅聪内力苏醒的三年。三年后，他想明白了，他必须回到上海，必须继续学琴。没有路费，傅聪在教堂里举办了一个音乐会，照着一本《101首世界名曲集》弹了一遍，演完以后，一位热心同学把帽子脱下翻过来，为他向听众募捐，一下子就凑齐了回上海的路费。
　　17岁的傅聪以这样的方式回到上海。直到此时，傅雷才算清晰地看见，傅聪想要学钢琴的决心。
　　傅聪由一个需要父亲经常上发条的手动表，成了一只自动表，即使在酷暑中，依然每天练琴八小时，练到衣裤尽湿也全然不知。如此不知疲倦地学了一年后，十八岁的他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登台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
　　傅雷对待音乐天赋爆棚的傅聪，尚能做到去除执念，随时准备更弦易辙，对天赋一般的小儿子傅敏，一开始就态度鲜明地反对他学音乐。傅敏初中毕业，酷爱小提琴，想考音乐学院附中，傅雷极力反对，说他不是搞音乐的料，说他是教书的料。后来傅敏成了一个优秀的中学老师。
　　有天赋的，除非内力觉醒自我推动，否则宁可做个普通人。没天赋的，碰也不要碰艺术，安心做个普通人。傅雷对待两个孩子的兴趣和择业，非常务实。他因材施教的方法和理念，他的平常心，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具备很强的可学性和可模仿性。
　　推荐所有琴童家长，所有为孩子的兴趣苦恼的家长，看看《傅雷家书》，研究一下傅雷的育儿之道。你可能会因此变得平和，可能会因此省下，一大笔钱，和一大堆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