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省作家协会机关及下属的毛泽东文学院内，纪红建的忠厚实诚是有口皆碑的。因为他来自望城，又得另一美誉：雷锋家乡活雷锋。这不是调侃，而是同事们的共识。
　　望城因雷锋而名扬天下，而雷锋精神的一个亮点便是“傻”。这种“傻”，与大众脑海里的“老实”几乎是同义词。
　　没人说纪红建傻，但确实有人评价他老实。
　　而我的理解，“老实”并非迂腐，更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情商与智商俱高的表现。冲着“老实”这两字，很容易让人亲近。
　　之所以能拥有让人迅速亲近的性格因子，应该来源于红建农家子弟的出身。他不止一次跟我表示过他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草根，直至现在，他的父母还在望城新康乡下务农。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父亲在石渚湖一带喂鸭，这曾是全家生计的重要来源。
　　《乡村国是》的采访，自费走14个省、202个村庄的工薪族作家纪红建，可想而知经济并不宽裕，而他的行走本身就蕴含文艺扶贫的实质。
　　写《乡村国是》前，他有过犹豫。要真实反映中国反贫困、消灭贫困的伟大斗争现实，要讲述基层扶贫工作者的故事，采访范围之广，采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红建是个有担当的报告文学作家，部队服役的经历也馈赠了他良好的体魄。念头一旦形成，他便开始了行动。
　　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罗霄山区、昆仑山区、闽东山区……两年多的时间，他只身一人采访、行走。
　　记得那段时期，因为工作缘故，我与他电话联系频繁。那端的他不是在火车上，就是挤在农用车上。
　　有次他在青海乘坐公交车到长途汽车站，要转乘班车去下面的贫困村。聊着聊着他的采访，就听他懊恼一声：“糟了，杏芬姐，我坐过头了。”
　　还有一次，他从贵州的晴隆县赶往贵阳，因为那里有个采访等着他。天已晚，客车已停运，为了赶时间，他上了一辆黑车。7座的规制，连同他在内塞了满满17人。
　　车到贵阳已是晚上10点多，而车子并不下高速，红建就在高速路旁下了车。正当他准备翻过高速路围栏，走下高速路时，他突然发现手里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电脑包。里面装了存满资料的笔记本电脑、U盘以及录音笔。
　　没有司机电话的红建几乎瘫坐在了黑黢黢的高速路边，那是他艰难行走得来的全部心血啊!平素坚强的男子汉，在异乡的星空下，无助得泪湿脸颊。
　　不知过了多久，他的手机响了，是黔西南州的号码。话筒那头传来的女声正是车上的售票员。她在电脑包里发现了红建的几张名片，便照着上面的电话打了过来。
　　半小时后，电脑包毫发无损送到了红建手里。感激万分的红建掏出两百元钱给那女子，女子执意不要。问她名字，她只淡淡一笑，说：“我是晴隆的。”话刚讲完，就上车离去。
　　抱着失而复得的笔记本电脑，红建要把《乡村国是》写好的决心愈加坚定。不为别的，只为广大乡村土地上那群质朴的人们。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湖南报告文学》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