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毅与刘谷生当年都是金盆农场职工,一起入伍。用他们的话说,哥俩曾是一起见识过“三十里风区”的人。
南疆铁路西出吐鲁番站不久,就到了高昌区与托克逊县的交界处,这里正是著名的“三十里风区”。刚刚进疆时,铁道兵战士就都领教过大风的厉害。
在徐立汉的回忆录里曾有这样一段记录——
从吐鲁番车站下车后,负责转运工作的团领导曾告诉铁道兵战士:“你们连的帐篷已经在戈壁滩上支好,直接去住就行了。”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分乘12辆卡车,高高兴兴地开往驻地。
可走到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刮得天昏地暗。好不容易闯过风口,大家来到指定的地方,一看,12顶支好的帐篷篷布被大风吹得无影无踪,铁架被刮得七零八落,有的滚过了山包,几根被挣断的麻绳头拴在三角铁桩上随风摇曳……
战士们连续奋战几个昼夜,在戈壁滩上挖出了一排排“地窝子”,才解决了连队住房问题。
大风给铁路建设带来的实际困难远不止这些。在徐立汉的印象里,只要大风一刮,刚刚堆上路基的土,就能被吹走大半。战士们不得不用洒水车喷水,然后用拖拉机牵引的铁碾子反复碾压,才把路基夯实。
铁道兵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互相扶持,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与刘谷生的最后一面,梁毅忘不了。出事的那天晚上,本来他们已经约好要一起去看电影。
部队所在的地方偏僻荒凉,连半导体收音机的信号都时断时续,电影放映队每周三会为大家放露天电影,这是平时忙碌辛苦的铁道兵最期盼的时刻。
“冬天看电影,要全副武装地穿好御寒衣物。”李腊生回忆,尽管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操场上冻得够呛,但大家还是不愿意错过电影。
李腊生记得,当天要放的电影是《洪湖赤卫队》和《南征北战》,“等到我们从营房里把衣服抱出来准备看电影的时候,却发现刘谷生不见了”。
后来大家才知道,因为工期紧任务重,身为风钻手的刘谷生主动去了隧道加班。
等梁毅和李腊生再见刘谷生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当时,扛着百来斤的风钻在隧道里工作的刘谷生,被一颗巨大的石头从头顶砸中了。
梁毅抱着刘谷生的遗体哭了一夜,“身子和脑袋都砸扁了”。一边哭,梁毅一边用手帮战友整理遗容,“两个手捧着慢慢搓,最后,再帮他把领章、帽徽全部戴好”。
“你永远想象不到,自己会因何而死。”徐立汉也曾目睹战友受伤甚至死亡。
“有一次,我们正在施工,突然狂风怒吼如雷鸣,沙尘遮天蔽日,大家赶快朝地窝子跑。一辆给隧道工区送油的铁道兵油罐车正好路过,忽然挡风玻璃被飞石击碎,司机满脸鲜血,冻得浑身发抖,我们急忙把他扶到卫生员那里包扎。”徐立汉说,还有人晚上出去解手,竟被狂风卷走,“天亮后,我们在1公里外的土包边找到了他,他已被沙埋了半截身子,奄奄一息”。
今年60岁的刘妹秀是刘谷生的妹妹,她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父母在世的时候,经常念叨英年早逝的哥哥。村里的父老乡亲,也常常会想起那个帮助老弱乡邻背谷子、挑稻草的热心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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