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正常的人都祈望有“得”，只是祈望“得”的内容不同、层次不一。有人祈望得民心、得称颂、得尊重，乃是超凡之“得”; 有人祈望得功名、得地位、得事业，乃是脱俗之“得”; 有人祈望得知识、得学问、得才干，乃是高雅之“得”;更多的人则是祈望得衣食、得健康、得安全，乃是起码之“得”、普通之“得”、必需之“得”。但人们追求“得”的轨迹却逃不出马斯诺的需要层次论，一级一级往上求：力保基本的，力争高雅的，追求脱俗的，向往超凡的，从生存到发展，从生理到心理，从物质到精神，从外在到内在，从平凡到卓越，从卑微到崇高。不管求什么，也不管要追求哪一个层级，只要不妨害社会和他人，都是无可厚非的，甚至还可被看作是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有进取、有作为的表现。
　　大千世界，形形色色。有些人不愿付出和劳作，却盼望不劳而获，梦想“天上掉馅饼”，或是希望一夜暴富、一举成名、一步登天，兴许一时能获取别人的理解、同情和施舍，但终究是好景不长，并会沦为社会的负担和笑柄。有些人虽然身体力行，由于受到一些主客观条件制约，付出与得到却不成比例，甚至是劳而不得，但比起前者却是一个进步，因为这些人要么心智得到了启迪、要么肌肤得到了强健，“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铁律最终会帮助这些人收获应有的所“得”。但更多的人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几分付出就有几分收获，会是劳而有“得”。
　　劳什么、以什么方式“得”，展现了人的境界、体现人的品质、彰显人的大小，也决定了“得”的性质。
　　以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方式去谋“得”，得之越多，他人和社会损之越多，这属缺“德”之“得”。以这种方式求“得”，兴许会得逞一时、风光一阵，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因果规律终会发生效应。这种人自然会受到法律的审判和惩处，或者会得到舆论的谴责和唾弃。像那些不择手段捞权、捞钱的贪官污吏，像那些欺世盗名的伪专家、伪权威，像那些将己“得”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卑鄙之徒，莫不是缺“德”之“得”者，终究不会有好的下场。这种人看似“得”了，最终却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品格、失去了灵魂、失去了根本。此所谓，缺“德”之“得”者，小人也。
　　而以利他、利社会、利国家之方式求“得”，“得”之越多，他人与社会也会随之受益越多。这是有“德”之“得”。这种方式的求“得”之人，其本人兴许会一时“得”得很苦，甚至“得”不偿失，但终究会受到人们的赞许和爱戴，得到社会的肯定和尊敬。像钱学森、袁隆平这类科学家，像焦裕禄、孔繁森这类领导干部，像雷锋、郭明义这类平凡人物，都属于有“德”之“得”者。他们似乎看似没有得到什么，实际上却收获了大大的“得”，为万民所称颂，为社会所景仰。此所谓，有“德”之“得”者，君子也。
　　由此看来，“德”与“得”不仅只是音同，而且有着因果关系：“德”为“得”之基，有“德”方有善“得”。
　　当今时代，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人们的价值追求日益多元多样多变。中华民族正在朝着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迈进。面对这种形势，在求“得”的方式上，我们更要旗帜鲜明地倡导和褒奖以“德”求“得”，营造“鄙视小人、谴责小人”“学习君子、争当君子”和“君子好名，求之有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社会风尚。用坚定的理想信念、鲜明的政治立场、高度的理论修养以及强烈的大局意识等好的政治品德，去赢取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潮流。践行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内涵的社会公德，去求得社会认同，获取广泛支持。遵循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公道正派、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内容的职业道德，去实现出类拔萃，赢得业界尊重。秉守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为要求的家庭美德，去享受生活，品味幸福。
　　一个人，拥有了良好的政治品德，并自觉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也便自然地造就了自己的良好品格。以良好的个人品格去谋“得”，坚持以“德”换“得”，自然会得其福、得其禄、得其寿、得其喜，而且“得”高境界、高品质、高形象，这样的“得”方属大“得”、长“得”、真“得”，可谓“得”得踏实、“得”得愉悦、“得”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