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加班，似乎是每个职场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近日的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工会界委员呼吁，要遏制过度加班现象，在企业层面建立健全工时协商机制，在行业层面科学制定劳动定额，在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过劳死”标准，在政府层面加大执法惩处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加班过多、疯狂乃至让员工猝死，一方面由于职场人面临较大的职业竞争与生存压力;另一方面，因为一些用人单位盲目崇尚“加班文化”，导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另外，正如政协委员所说，员工“过劳死”处于难认定、难维权的尴尬境地。《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7种工伤中不包含“过劳死”，只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过劳无责”就加剧了加班的肆无忌惮。
　　实际上，用人单位不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建立更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而盲目鼓吹加班，本身就是一种畸形文化，用威权和利益捆绑来强迫员工加班不仅不道德，更涉嫌违法。
　　想要改变现状，要有法律制度、企业规范、政府作为的合力。比如，在立法上，出台界定“过劳死”的标准，或将“过劳死”纳入工伤范围;在执行上，主管单位要让《劳动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法律法规更“硬气”，严格监控企业强制员工加班、过度加班;企业应转变管理观念，以更高的守法意识与自律，杜绝不必要加班，强制禁止危及员工身心健康的加班。在一些特殊性行业、企业，当加班不可避免时，对加班时间、劳动强度、物质补偿等方面给出匹配的的标准，底线同样是不损害员工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