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民生报道已有四年时间，可至今和大多数采访对象初次见面时，依然能看到对方眼中透着的不信任。有时，碰到性子直的，还会直言不讳地当面质疑：“看你样子应该毕业不久吧，能帮忙讨到公正的说法不?”言下之意，怕我“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不过，或许正是因为“显嫩”的缘故，碰上棘手的事件，倒也方便我在暗访中获取不少如果以记者身份公开采访而无法得知的真实信息。这倒不是说光明正大地掏证采访不好，只是“防火防盗防记者”的现象遇到太多，有时必要的隐瞒身份反而更能了解事实真相。这两种采访方式效果对比明显的一次经历，就发生在两年前。
　　2013年9月初，一个叫郭红的女孩在姑姑的陪伴下来到报社跟我反映说，那年6月她考入长沙一所职业中专，但新生报到时却被学校领导告知学籍在桃江县职业中专(现为桃花江女子旅游学校)，这让她感到很气愤。为调查真相，我原打算只身前往采访，可郭红的姑姑看我长着副娃娃脸，觉得办事不靠谱，随后又找了家电视媒体同行。路上，郭红的一些表述让我感到震惊。她说，自己此前从未听说过桃江县中专，和她有着相同遭遇的学生还有不少。学籍信息如何被泄露?又如何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注册到其他学校的学籍系统?这让我突然觉得事情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般简单。
　　依据以往的采访经验，对于这种存在诸多疑虑的群体性侵权事件，想要了解事实真相只能改换身份进行暗访。至于扛着摄像机直接向学校领导质疑问责，八成只会得到“众人欢喜”的局面。于是，我拒绝了同行组团采访的要求。当晚，同行采访回来后果然带来了好结局。郭红姑姑说：“还好多找了个媒体，学校已经亲口承认学籍注册有误是因为工作疏忽造成，会在一周内处理好。”当时，她一脸嫌弃、斜眼看我的表情，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次日上午，我假以郭红表哥身份进行暗访。谁想，刚进校长室问起学籍注册有误的事情，校长就不乐意了：“昨天才来了记者采访，怎么今天亲戚还来问?都说了你妹妹的问题一周内就能解决。”随后，校长带着我前往办公室查询郭红学籍信息纠正的最新状态。我随口问到：“听说你们学校还有很多学籍信息注册错误的学生?”“这些你就别管了咯……”校长开始有些爱理不理了。我“委屈”地说：“你们把我妹妹学籍搞过来，我们都不知情，现在我妹妹都读不上书了还不让人问?”
　　或许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校长沉默了片刻后，终于讲出了实情。原来，当时全国的职业中专每年可从国家的教育帮扶基金中得到一笔可观的高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但前提是必须符合帮扶标准。其中，针对于职业中专就有一项硬性指标，即在校就读学生必须超过2000人，这对于当时全校师生不到500人的桃江县职业中专来说，是个难题。为了骗取国家资金，该校通过违规违法渠道搜罗到大量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且不再上学深造的农村学子的学籍信息，并将其登记注册在学校的学籍系统中滥竽充数，但大多“就读”的学生都查无此人，让人震惊的是，学校这样的行为已经持续了三年未被发现。
　　事后，电视媒体的同行得知后连连在电话里对我吐槽：“牛X啊，这样的猛料都被你挖到了!”但让我感到遗憾、郁闷的是，这篇报道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刊登见报。
　　说了这么多，倒不是王婆卖瓜自我夸耀采访的成果，也不是在这里大吐苦水，只是觉得，这几年来，自己在做社会新闻尤其是社会舆论监督题材的稿子时，已经渐渐习惯用暗访来探寻事实真相。因为，它往往是更有效的，也更能发现真实问题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