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都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便由记者默默地成为了一名编辑。很少再出去采访，而谈及新闻中的种种，比如当事人的情绪，欢乐、悲伤、愤怒、无助……与我都隔了一层，更多时候，我只是在记者写下的故事里方能体会些许。新闻于我，似乎越来越只是一场文字的游戏。
　　不过，清淡的日子里，却也从不乏意外。
　　今年1月中旬，我负责编辑了一篇关于长沙县江背镇一户家庭里的三个儿女先后患上尿毒症，大儿子去世，如今两个小女儿正苦等肾源的报道。文章刊登后，不少热心读者打来了电话，有的要为这个不幸的家庭捐款，有的想要去探望孩子——但也有一些人，他们的要求着实惊到了我。
　　某天，我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一接通，里面传来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声，姑且叫她小A吧。
　　小A问得有些小心：“你们前阵子是不是报道过一个家庭里有几个小孩需要肾源的事?”
　　我说“是”，并问她：“您是想要去探望这两个孩子，还是?”
　　沉默良久，小A突然说：“我想捐肾给她们。”
　　我表示有点懵懂。捐肾不是捐钱，也不是献血，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伟大的人，愿意为了非亲非故的人活生生把自己的器官捐献出去?
　　按捺住惊讶，我和小A聊了起来。小A说，她是甘肃兰州人，今年27岁，有一个年幼的孩子——我更不理解了：“摘掉一个肾对身体肯定是有影响的，你这样做，那今后要怎么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再说了，你家里人同意吗?”
　　小A似乎有些黯然：“我家里人都不管我的，我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我一时有些不知如何应对，便对小A说：“您先等等，我先去联系患儿家长，看他们是什么想法。”
　　挂了电话，我细细一寻思，突然冒出了一个很不正能量的念头：家人不管，又带着孩子，那小A会不会是一个经济有困难的单亲妈妈?如果小A不是想要捐肾，而是要卖肾的话，那我会不会成了非法的器官买卖“黑中介”?
　　而小A似乎有点着急，没等我回她电话，便又打了过来：“你跟对方联系了吗?他们怎么说?”
　　小A的急迫更让我心里有了点底，我对她说：“您要弄清楚，捐赠器官的意思就是完全免费，因为国家是不允许类似这种个人之间的有偿器官买卖的，不然就是触犯法律。”小A顿了顿，说：“我没想卖器官，就是想捐给她们。”
　　她的回答让我有些错愕，难道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没成想，小A犹豫了一下又说道：“不过他们应该还是会给我一点点营养费吧?”
　　我沉默了。其实，如果可以，我非常想要帮助那两个可怜的孩子找到肾源，但必须是合法渠道的肾源——小A这明显是卖肾无疑。在咨询了报社的法律顾问后，我没有将患儿家长的联系方式告诉小A。
　　本以为事情会就此告一段落，没想到，半个月后，又有一个人打电话找到了我，开口便问：“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人需要肾?我要捐肾。”
　　我都有点儿乐了，这年头，怎么摘个肾搞得跟玩儿似的，人人都不想要了，说捐就捐?但有了上次的经验，我并没有急着把对方想象成大爱无疆的天使，而是直接向他讲明“捐赠等于免费”这个基本原则，对方反倒生气了：“你在哪见过给肾不要钱的?”
　　事情还没完。又过了一阵子，我再次接到一个电话，这次不是捐肾了，对方气场十足：“我这儿有肾源，你能把患儿家长的电话给我吗?”我猜对方是个非法买卖器官的中介，便拒绝了他，他想了想，又问我：“那你能告诉我那两个小孩的血型吗?”我只能说，对不起，不能。
　　但这并不是最离谱的。今年6月，我又接到了一个类似的电话，那位男士直接问：“你们这是不是介绍肾源的中介?我要卖肾呢!”
　　我看了看办公室门口挂着的牌子，确定写着“采编中心”无疑，便回答他：“我们这儿是报社。”
　　“哎呀，这就奇怪了，他们不说你们这就是卖肾的地方么……”
　　所以，当后来又有一位大姐打电话过来，说她有一个神奇的偏方可以治疗尿毒症后，我脑海里直接警钟大作：这不会是卖药的吧?如果我草率地向患儿家长推荐了这位大姐的偏方，万一偏方是假的，孩子用了出了问题怎么办?被骗了钱怎么办?但转念一想，如果这真的只是一个热心大姐，而她的偏方能帮到那两个孩子呢?于是，我又在要不要告诉这位大姐患儿家长联系方式的问题上纠结苦恼了很久。
　　你看，编辑虽然不出门，但在新闻战线的后方，依旧有着这样那样让人或是啼笑皆非、或是唏嘘不已、或是左右为难的故事在发生——虽然没有亲身涉足“江湖事”，但有一句话说得好：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编辑的“后方江湖”，依然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