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元鹏
　　就业的问题一直颇受大家关注。5月21日，人社部副部长信长星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一些岗位一定要“985”、“211”毕业生，是人为抬高招聘门槛。之所以产生这个现象，有它的客观原因，因为劳动力供大于求，这也反映出一部分用人单位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我们有明确规定，不得搞“院校歧视”。
　　(5月21日《新华网》)
　　“院校歧视”是事实存在的，但是如果把招聘不公的原因全部归咎到“院校歧视”上，我想这还是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化了。“院校歧视”对于招聘不公现象来说，其实也仅仅是个马甲而已，最根本的原因是很多招聘在玩“私人定制”。
　　如果说，是社会组织、私人企业的招聘，他们提高门槛下的“院校歧视”其实还真的是因为歧视。而对于一些公务岗位的招聘活动来说，这样的“院校歧视”的背后更多的是“私人定制”。“985”、“211”这个范围里的学校，里面真正的草根家庭的孩子并不多，大多数能够上这些学校的孩子，可以用非官即贵来形容。可能很多人会说我有点极端，但从此前媒体大肆报道的“寒门难出贵子”等诸多现象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现实已然如此。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部门的招录活动来说，他们之所以非要设定“985”、“211”学校的招录条件，或许并非完全看重学历，并不完全是“院校歧视”的问题，不排除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院校毕业的孩子其实大多数还都是官员子女、富人子女。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私人定制”招录还少吗?有的招录条件有明显的指向：必须是某某学校的、某某专业的、某某年毕业的，有的竟然规定是某年某月出生的的人，这才是问题的所在。试问，在一个县里的招聘中指定这样的院校，你说能有多少本地学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治理“院校歧视”的重点应该放到“招聘不公”和“私人定制”上。没有了“私人定制”，即使有“院校歧视”，伤害也会是小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