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晓怀孕的时候，我对腹中子煦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我们一起过朴素的生活。”
子煦上小学之前，我为他写下十几万字的家书，记录那些成长瞬间。我把文字拿到打印社装订成册，封面上印着他出生时的小脚丫，然后封存起来。十年后，在孩子成年之际，这份礼物才被打开。那时候他正面临高考，却还是抽空写了篇他心中的母亲作为回赠。孩子说，这辈子的最大幸运，是我们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
我的父亲是湘潭钢铁公司一名焊工。每次家属楼入口处灯不亮了，都是父亲搬了条方凳下楼去换。他总买大瓦数的灯泡，拧上去，楼道里顿时亮堂起来。父亲说，楼里有六个孩子在子弟学校上晚自习，没灯回来会怕的。
母亲小学都没毕业，和父亲一样是最普通的一线工人。他们没有给我和妹妹留下任何物质依靠，却用一生教会了我们善良朴素、自尊自立。父亲是焊接能手、先进工作者。我见过他工作中戴着面罩焊接的样子，火花四溅中他纹丝不动，同事都说“郑师傅手里的焊枪像长了眼睛”。回到家，他还会顺手帮邻居修好漏水的管子，从不多言。母亲中年发福到一百六十多斤，硬是靠每天坚持运动减了下来，如今七十四岁，还能轻轻松松下一字马。她减重的那几年，每天清晨起床就运动，风雨无阻，连大年初一都没停过。
父亲换灯泡的手，母亲晨练时压腿的身影，这些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他们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只是日复一日地用行动告诉我们：人活一世，须庄敬自强、温暖周遭。
父母带给我理解教育、理解生命的真切思考，这些思考令我在和孩子相处时一直受益。
我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但子煦从小学至中学，我从未辅导过他的作文。我始终相信，作文不是被“教”出来的，而是从真实的生活与丰沛的体验中生长出来的。小学毕业考试前夕，我替他向学校请假，携他及外婆前往西双版纳;中考前一周，我带他观影《绿皮书》;中考倒计时第三天，我已备好年休假，待他考完即飞往圣彼得堡，去看冬宫博物馆。一直努力不让孩子被试卷与补习填满，基于我始终认为:天地是大课程，艺术是大课程，风物是大课程——分数与排名终将褪色，而视野与情怀会沉淀为生命的底色。
孩子称此为“双减”——减的是学业的重压，加的是对真情、书籍、艺术、运动与自然的亲近。
我常思及父母。母亲识字不多，却在高龄捧起《极简欧洲史》，从图片开始，慢慢向上攀爬。她说：“读书像爬山，慢慢爬总能上去。”父亲没有文凭，但他懂得为邻家孩童留一盏灯。他们未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却以毕生言行向我昭示教育在日常的生活细节里。
作为编辑，我每日与文字为伴，每遇彷徨的投稿者，便想起父亲换灯泡的背影。于是仔细批注每一篇来稿，为新人撰写推荐语，以具体的行动代替空泛的慰藉。面对棘手选题，便想起母亲晨练的恒心，不轻言放弃，一步一步推进。这些琐细，看似无关教育，实则皆为家风的延续。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是一束光的种子。
我曾跪在深夜的地板上，为病危的同事彻夜祈福，为她转危为安尽最大心力;更时常为伙伴们的成长而由衷开心，时常向快递小哥与清洁工真诚致谢、随手递上水果与零食;每一位来家里帮忙维修的劳动者，我都会认真做饭邀请他们一起用餐。子煦将这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写道：“妈妈一直对我‘放养’，鼓励我独立自强。妈妈几乎从来没有抱怨和说教，她很少指责和提要求，甚至她很少大声说话。妈妈一直向我强调朴素和血性的重要，她一直用生命状态让我见到：自尊、自律才能带来真正的充实、快乐、尊严。但同时，妈妈也是很有趣，很特别的，她总是用平等态度对待我。妈妈说她才不要做励志的‘人设’，该脆弱时得脆弱，该躺平时得躺平。还有，她宁可我早自习迟到，也要‘强迫’快速吃面条的我慢下来，欣赏饭桌上的鲜花;在我第二天就要考试的临睡前，依然兴冲冲‘强迫’我读她认为很有独立思想，但和考试不太相关的文章。”
他还写道：“妈妈让我明白如何以内在的丰富抵御外在的焦虑，如何以良善待人、营造温馨的小环境。”我惟愿以真实的生命状态——时而坚韧，时而柔软，偶尔也脆弱躺平——让孩子看见一个完整而诚实的成人世界。
如今，子煦已经被新加坡国立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在异国开启了一段新的体验历程。与他合租公寓的两位室友一位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生物工程专业，一位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的计算机专业。这两位学伴皆文理兼修，既友善又自律，令子煦欣喜。
我深知，子煦内心已有书籍、有艺术、有运动、有对情义的重视和生活自理能力，更有被平等对待过的尊严，他不会孤单。我对孩子说：“你走向独立，妈妈也会重拾古琴和昆曲，努力充实而安好。”这不是故作洒脱，是对彼此的尊重——我把孩子当作一个完整的人，他亦如此待我。感谢他一直是我的暖心小伙伴，也是率真直言的诤友。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一起走过的朴素、丰富、明亮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