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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女性的“温柔革命”

“青春期的女孩比男孩更难管。”这是学校老师的共识——女孩们心思更细腻、情感需求更高，这对老师的能力和耐心也无疑是种挑战。
刘香莲告诉记者，该校档案显示，83%的学生来自单亲家庭或属于留守儿童，其中72%存在情感缺失，那些寻衅滋事、协助盗窃的叛逆行为，实则是对温暖的错位呼唤。
从酒店管理转行投身专门教育，刘香莲起初并没有经验。老校长曾叮嘱她：“一定要以教育代替刑罚，因为这些全是未成年人。”而从教这些年，她渐渐明白：解决“问题学生”的同时还得解决“问题家长”，引导“迷途孩子”的核心在于“重塑能力”。
于是，刘香莲带头成立了学校妇委会。她团结女教师力量打造“扶正驿站”升级教学，定制女学生的成长路线。
刘香莲介绍，她和10位女教师将学校制定的“笃实行为矫正、道德转化、知识补育、技能培养、个性化延伸”五步教学法融入教学——女教师参与建立“女生行为正向激励台账”：记录女生“按时起床”“主动认错”等进步，纳入“文明女生”评选，奖励她们喜欢的笔记本、护手霜;针对“道德转化”，女教师将法治教育与女生心理结合，用“如果有人欺负你，该怎么保护自己”的提问，让法治意识扎根心底;针对内向女生，组建朗诵社团，由女教师逐句指导发音;针对情绪冲动的女生，搭配军体拳等武术课程，女教职工在课后轻声引导“把力气用在对的地方”……
“犯错只是在岔路迷失，改正还来得及。”刘香莲始终记得田雨在日记本上写下的这句话。
有努力就有回报。刘香莲说，2024年中考，该校109名考生中83.5%(91人)升入职高或普通高中;2025年春季学期，学生主动申请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较上一学期提升超50%。其中，有电脑基础的女生通过AI数据标注课程掌握新技能，性格腼腆的女生在朗诵社团找到自信。“扶正驿站”让每个女生的“成长路线图”上，都留下了温暖印记。

　“家长课堂”上的感动

教学的这几年，妇委会老师们做了一个决定：打造“家长课堂”，引导家长用“陪伴”代替“打骂”。
每月一次的家长课堂，往往是坚冰开始融化的时刻。
课堂常常从一份特殊的“成长档案”开始。老师们展示的不是分数，而是孩子们的变化轨迹。
“这是杨燕最近的成长记录。”老师展示着一张表格，上面写着：“在舞蹈排练中主动帮助同学”“首次完整组织小组活动”“本月获得‘文明寝室’称号”。
杨燕的母亲紧盯着屏幕。这个一直忙于经营服装生意的妈妈，第一次了解女儿在校的表现。她后来私下对老师说：“我一直以为她只会惹事……”
最触动人心的是“书信时刻”。老师会匿名朗读一些信件片段。
“我知道你们不是不爱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爱。”——这是学生谭月写的信。她的父母对视了一眼，同时沉默了。
原来，在来学校之前，谭月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因为家庭矛盾和其他压力，谭月一度被诊断出有抑郁倾向，和母亲的冲突也愈演愈烈。
来学校三个月后，在老师的鼓励下，她开始尝试与父母通信，这是几年来第一次心平气和的沟通。她在一封信里写道：“谢谢你们把我送进来。”她写信告诉父母，自己之前做得不对，也开始问候家人的身体。父母上次来看她时，她主动讲了自己在这里的变化。
“很多孩子第一次写信时，根本不知道怎么写。我们会帮女生们修改信件，把‘你们都不爱我’转化为‘我希望我们能好好说话’。”刘玉兰说，“有个女孩写了20遍开头，最后她写：‘妈，我在这里学会了叠被子。你总说我懒，现在我能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了。’”
在家长课堂上，老师们还收到了家长的“特殊礼物”。2024年的一次家长课堂，学生李悦的父亲带了一小袋家乡特产，用生涩的普通话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
这对父女的和解，离不开刘玉兰的助力。李悦的父亲性格内向，语言沟通存在障碍，以往探望总是来去匆匆。直到一次家长课堂上，老师向父亲讲述了李悦入校后的生活和改变，父亲听完后沉默了。离开前，他只说了一句：“老师，辛苦了。”走到校门口，父亲回头望向教学楼的方向——教室里，李悦正站在窗前向他挥手。
从那以后，父亲偶尔会主动打电话来，每次会多说一两句：“吃得惯不?”“天冷加衣。”
“家长课堂不是要教父母怎么做，而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听见孩子真正的声音。很多时候，听见了，就懂得该怎么做了。”刘香莲说。 　

走出学校，走向未来

翻开学校一叠厚厚的资料，记者看到上面记录着一组数据——自办学以来，郴州市未成年人拉车门盗窃、摩托车盗窃等涉财产类案件，较该校办学前同比减少超70%;2023年至今，1391名结业学生中，860人重返校园、192人掌握技能顺利就业、238人进入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深造，转化成功率达92.7%。其中，离校女生中有50%从事美容美发等技能工作，20%重返校园继续读书。
比数据更感人的，是一个个重生故事：曾有文身的女生主动洗去文身，结业后学护理，立志“用专业温暖别人”;曾因打架被送入校的女生，经心理疏导后性格趋于平和，升入职校后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曾因厌学辍学、计划报考幼儿师范的学生希望让更多缺爱的孩子感受到重视。
“为了让女孩们的‘重生’更持久，我们策划了毕业生跟踪计划。”刘香莲说，学校还与广州思科科技、湖南领航教育等企业合作，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支持。
跟踪中，老师们看到了更多故事。李悦去深圳当服装导购，月薪2800元。遇到难题，她常给刘苗发信息求助。刘苗会教她做自媒体账号，分享服装搭配。如今，她的自媒体账号有3000多粉丝，未来可期。
杨燕在长沙做人力资源工作。上个月她给老师打视频电话提到：“我现在招人，专招那些走投无路的女孩。我会告诉她们，还有别的路!”
“哪怕十个女孩里只有一个回头，也值了!”刘香莲说。
“很多人问：做这个有什么意义?”校长蒋坤坦言，“意义就在于，如果我们不管，这些孩子很可能就会成为社会问题。而现在，她们大多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的还能帮助其他人。这不只是挽救了一个孩子，也是减少了一个潜在的社会隐患，温暖了一个家庭。”
一位长期关注青少年问题的社会学者曾评价：“这类专门学校所做的，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修复’。它用教育和关爱替代了简单的惩戒，在犯罪行为发生前进行有效干预。这种针对‘问题少年’的专门教育模式，不仅给了孩子们改过的机会，也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路径。”
“我们的工作是让孩子们迷途知返。”刘香莲说，在这座被群山包围的“孤岛”上，她和老师们用倾听、陪伴守护着400多个女孩。她们没有“神力”，只是做了最简单的事——记住女孩们哪个不吃辣、哪个爱唱歌、哪些会折星星;在她们哭泣时递张纸巾，在她们迷茫时说句“还有我在”。
(为保护隐私，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
让每一段青春都能“安全着陆” 　

采访结束离开时，山间的薄雾正在散去。回望那座被群山环抱的校园，我想到的已不只是这400多个女孩的故事。
郴州这所学校的探索，正是国家政策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将少年儿童工作置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实施，“专门教育”被明确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特别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制定专门矫治教育规定”，一系列顶层设计为迷途少年铺就了回归之路。
然而，要真正托举每一个迷失的青春，仍需多方持续发力：
政策层面，需要进一步细化专门学校的建设标准、课程体系与评估机制，让“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拥有更清晰的操作路径。
政府层面，应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融合教育、公安、司法、民政、社区及企业资源，为孩子们构建从矫治到升学、从技能培训到就业安置的完整支持网络。
家庭层面，必须承担起首要责任。家长需打破“甩包袱”心态，主动参与家庭教育，学习与青春期孩子沟通。正如家长课堂所启示的，改变始于倾听，而非说教。
孩子自身，也需在引导下学会面对过去、承担责任，并相信凭借一技之长与端正品行，终能赢得社会的认可。
每一所这样的学校，都像是一个“迷途中转站”。但最终目标，是让家庭、学校、社会共同织成一张紧密的防护网，让更多孩子在歧路之初就被及时拉回，让每一段青春都无需经历“孤岛”般的挣扎，就能在阳光下找到自己的跑道。
这不仅是挽救一个孩子，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