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看到一则新闻：某村通过多种途径筹集30余万元，在村里建了一座简易桥梁。竣工后却耗资近8万元，在桥头立起一块20多平方米的高标准“功德碑”，碑上只刻着工程正副指挥长等领导姓名，附满歌功颂德的文字，对无偿捐资、投工投劳的村民却只字未提。村民们既不满这笔不合理开支，又反感石碑遮挡视线，一气之下将其推倒。
此类现象在农村并不鲜见。大到修便道、整山塘，小到清沟渠、改厕所，动辄立碑“记功”，刻满谄媚文字。诚然，重大工程结束后，立块简易碑牌标注设计、施工人员姓名，以明责任、备查验，本无可非议。但凡事过犹不及，若任由“碑牌”林立、“颂歌”泛滥，不仅挥霍来之不易的民资，助长庸俗风气，更背离了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
为何有人对“树碑立传”如此热衷?说到底，无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口头上的“备查”和“负责”不过是“虚晃一枪”，实则为个人贴金、捞取政绩。
其实，人生在世，如何看待建功立业与积德行善，从来不只是方法问题，更能照见一个人的胸襟与境界。唐朝唐宪宗继位三年，宠臣吐突承璀便自作主张为其立功德碑，还请翰林学士李绛撰写碑文。李绛听到消息，不但不感到荣幸，反而说，自古圣帝明王都没有功德碑，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功德还不够吗?只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宜歌功颂德而已。于是李绛向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直斥功德碑的弊端：“功高德厚者，与日月同辉，无需立碑自能流芳;若此时立碑，恐遭天下耻笑。”唐宪宗看了奏章，心中肯定不爽，但李绛说得义正词严，句句在理——为民建功是本分，为苍生积善是天职。他当即下令拆碑，然而吐突承璀找出各种理由不予办理：“石碑是选用的最好材料，经过能工巧匠精心打磨的，非常贵重!”唐宪宗反问道：“石碑与朕的名声，孰重?”吐突承璀还是不甘心，继续搪塞说：“石碑、石屋建造得坚固庞大，实在难以拆除。”唐宪宗厉声喝道：“拽不倒就多用几头牛拽，十头牛不行，就找一百头牛!”吐突承璀再也不敢造次了，最终强令拆除。此后，唐宪宗以之为鉴，励精图治，通过改革削平藩镇、恢复统一，成就“元和中兴”。可见，功名从不在碑，唐宪宗拆碑之事未立碑，却流传千年。
古有明鉴，今有典范。近日，浙江省宁波市慈善总会收到了“顺其自然”的第26次捐款，累计金额高达1686万元。这位自1999年起每年捐款的匿名人士，虽未留名，却让群众由衷感叹，纷纷在网上发帖赞道：“我们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我们知道你是为了谁!”
真正的建功立业和积德行善，从不在形式上的树碑立传，而在内心的坚守与社会的正向影响。群众心中自有一杆秤：谁在脚踏实地谋民利，谁在作秀忽悠，一目了然。愿广大党员干部能深谙此理：留名，从来不止于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