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绑着绷带”走进考场的。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梅雨季，暴雨将乡间土路泡成黏稠的泥浆。50多岁的父亲放下农活，每天陪我步行十多公里去考点——清晨踩着露水出发，傍晚再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回家，往返二十多里的泥泞路上，全是他沉默的脚印。
高考前两天还算顺利，只剩最后一门考试。第三天清晨，雨水把山路淹得不见底，父亲领我绕到公路多走几里路仍难逃意外：一辆三轮车在湿滑的路面避让行人时，将我撞进路边水沟。我的脸上渗着血，浑身糊满泥水，右腿疼得像折断般无法站立——若错过最后一门，此前的努力将前功尽弃。三轮车司机立即将我送到医院，诊断为软组织挫伤，医生和父亲都劝我住院，我却咬着牙说：“考完再治!”
当医生用绷带将我的伤腿裹成“木乃伊”时，离考场关门只剩五分钟。那场考试，每落笔一次，腿上的刺痛就蹿上脊柱，但我终究写完了最后一道题。后来常想，若那天放弃，或许就真的与大学无缘了。
女儿的高考路，则像被命运反复揉皱的志愿表。2006年，她离一本线差9分，本已报好省外一所二本外国语学院，却意外被省内重点师范大学“捡漏”录取——按当年规则，一本线差20分内可填一本志愿，她随手填在第二志愿的师大，竟因第一志愿未录满而降分录取。当得知自己的分数比外国语学院录取线高出30分时，女儿在电话里哭着说：“我想上外国语学院!”无奈之下，她选择复读。
2007年，女儿分数过了一本线，我和班主任慎之又慎地填报了当地几所重点大学，不料全部滑档。或许是头年的遗憾作祟，她放弃了曾失之交臂的外国语学院，改报北京另一所二本外国语学院，谁知该校录取线竟比一本线还高，再次滑档。更戏剧性的是，那年她心仪的外国语学院的分数线比二本线低近30分，她只能再次走进复读班。
直到2008年，苦读两年的女儿以全县文科第一名、全省103名的成绩，终于被心仪的大学录取。查询录取结果的那个清晨，我盯着电脑屏幕直到眼泪模糊视线——那些陪她研究招生章程的深夜，她在书桌前熬红的眼睛，忽然都有了答案。
从父亲背着我蹚过的泥泞，到女儿三次填写的志愿表，我忽然懂得高考从不是一张单页试卷，而是生命给两代人出的联考试题。伤口会愈合，志愿表会泛黄，但那些在挫折里重写答案的勇气，才是岁月最珍贵的“录取通知书”。正如常听到的一句话：人生处处是考场，只要敢挥毫，终能在时光里写下属于自己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