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3·15”。这一天被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也被称为“打假日”。这些年，“3·15”晚会曝光的大小企业涉及食品、医疗、美妆、母婴等多个领域，与妇女儿童的生活息息相关。
“打假”，是消费者和监管部门的目的，也催生了不少“职业打假人”，他们举报过辛巴的“糖水燕窝”、声讨过疯狂小杨哥售卖的虚标功率破壁机……他们有过无数“战绩”,却也因“碰瓷式打假”备受争议。
今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提交的一份“明确支持‘职业打假人’打假行为”的提案，吸引了全国网友的关注。他认为，“职业打假人”是“市场清道夫”，是一种市场监督补充机制，也是一种群众参与机制，面对假冒伪劣产品和消费欺诈的严峻形势，只有营造对假冒伪劣产品人人喊打的局面和氛围，形成群众参与打假的社会共治，才能对造假和欺诈构成全面打击和震慑。
在湖南，“职业打假人”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近日，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联系上这个群体，听他们讲述打假的故事。 　　

故事
从卖假货到职业打假，他希望自己“失业”

他入行从“被打假”开始
2014年，湖南株洲人史海峰经营着一家淘宝店，售卖耐克、阿迪达斯等知名品牌的鞋子。“都是直接从1688上拿的假货。”
不久，史海峰店铺里一款鞋的链接被分享到了一个打假群里，吸引来了一批“打假人”。“我本来以为是生意特别好，卖了三四百双，结果他们收到货后就开始申请退款。”史海峰告诉记者，当时，平台为了防止商家售卖假货，颁布了一条新规则：只要能证明商品不符合官方售价，就能仅退款不退货。
因为这次“被打假”，史海峰损失了将近4万元，这也让他开始踏入“职业打假”这一行业。“一方面可以监督市场;另一方面，了解得越多，也能帮助自己做电商，规避风险。”
一开始，史海峰“瞄准”的是各大平台上卖茶叶的商家。“凡是标食品类别的，都属于三无产品。”找了5家店铺，成功协商赔偿的是2家个体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赔偿了500元。“我还告诉他们，产品的问题出在哪、需要补充什么资质和检验。”后来，他开始向这些来自己网店的打假人“取经”。“别人怎么投诉我们的，我们就用相同的方式去别的网店尝试，来检验是否可行。”史海峰向记者讲述了电商平台上打假的基本流程：浏览评论区和商品简介，着重寻找涉嫌虚假宣传和非法添加的商品，向平台反映后，平台会安排商家和自己协商，如果协商无果，就会走诉讼程序，或者找到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
决定打假是否成功的，除了商品本身是否有问题外，经营主体是否明确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因素。一次，史海峰在拼多多上刷到了一款宣称能“快速减肥”的药品，向当地工商局举报时却发现，该公司的法人居然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有些商家会以老人的名义注册公司，销售有问题的产品，当地工商局也不一定能找到真正售卖假货的人，碰上这种情况，打假百分百会失败，所以用这种方式兜售假货的商家层出不穷”。

从职业打假到帮别人维权
互联网经济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也改变了史海峰的打假方式。这几年，从实体店到网络平台，他不再行走在“发现假货”的第一线，而是开始专注帮受到欺骗的消费者维权。
在小红书、淘宝、抖音、B站等平台上，史海峰都开设了自己的账户，平均每天都有100多名消费者找到他，请他帮忙和商家交涉，追回自己的钱。史海峰告诉记者，来找自己的，大部分是大宗消费，一般金额都在3000元以上，接过最大的一单，金额是12万多元。“金额太少，有些消费者会放弃维权。”
去年5月，一名消费者在淘宝“赌石”直播间里花了3万元，收到的货却完全不是直播间宣传的“天然翡翠原石”，因此，他找到了史海峰，请他帮忙维权。但是，维权的过程并不顺利。
“我们先和商家协商退款、讲法律条文，但商家的态度很强硬：不退。”于是，史海峰又向云南当地工商局反映，还拨通了当地的市场监督热线，多方合力施压，商家才妥协，退了60%的款项。“这种维权打假，所花费的时间成本是巨大的，少则几天，多则半年。”而与此同时，是较高的成功率，“只要是通过平台交易的，90%以上都可以协商成功。”在史海峰看来，这样的“打假”更安全、合法，既能实现正义，也更能被商家和消费者接受。“很多时候合法与违法之间仅有一线之隔，职业打假人就像在打擦边球，游走于消费维权与敲诈勒索之间。”

鱼龙混杂的打假市场
在史海峰看来，行业内不乏纯为牟利、赚快钱的人：有收了钱就不做声的，有不管是否有质量问题，直接恶意投诉的，也有被收买去投诉竞品企业，破坏正常市场竞争的。“这样就变味了。”而更多时候，打假人游走在危险边缘。
在某些线下超市，有些职业打假人的目标非常明确，直奔“问题”商品，拿完结账，回去发微博或者直接到服务台索赔，大部分都是食品，索赔理由最多的是食品过期，有些可能刚刚过期一两天。更有甚者，用藏匿、偷换等方式“打假”。
在老家的小县城，史海峰遇见过一个小超市老板。“有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店里投诉，他分不清是否遇到了恶意的职业打假人，只能让服务员每天检查货物是否过期。”史海峰说，自己甚至还遇到过有同行以“教你如何打假”的名义敲诈了商家几千块，因此进了监狱。
面对蜂拥而至的打假人，商家也有自己的对策。
第一招是“针锋相对”。史海峰告诉记者，遇到那些仅退款不退货的打假人，有些商家会选择投诉快递公司。“赔钱没关系，至少把货物先追回来。”
第二招是“化敌为友”。有些公司老板会向职业打假人请教，也会让员工学习“反打假”。“有次，别人来我这里打假，我准备很齐全，把所有的资质证明都发过去了，结果对方说我比他还专业。”有的商家甚至还会和打假人合作，雇佣他们去投诉盗版。
商家用来“反制”打假人的“小心思”也层出不穷。一次，史海峰帮一位购买了有质量问题的摩托车的消费者维权，商家明明已经答应退货，但还坚持要转给史海峰3000元，史海峰立刻退还了。“如果这个钱要了，他一定反手就去报警，说我们敲诈勒索。”
近些年，有不少地方开始限制职业打假人的恶意行为。深圳立法限制“职业索偿人”恶意举报，明确反对借“打假”之名不当得利甚至敲诈勒索的行为。而上海则进一步建立了职业打假人“黑名单”制度，职业打假人成上海“扫黑除恶”重点对象。
伴随着职业打假人的争议越来越多，史海峰也会遇到异样的眼光。和以前做电商的朋友聚会，别人介绍他的身份，那些商家的眼神就变了，有的还会和史海峰说：“你以后别找我麻烦。”
不过，史海峰始终认为，尽管对于打假的质疑声越来越多，但自己的初衷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净化市场。“我倒真希望自己能‘失业’，毕竟这就意味着‘天下无假’。” 　　

故事
她是上市企业消费者维权站站长，也是兼职打假人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其中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司法解释明确了“知假买假”行为不影响主张消费者权利，职业打假人自此开始大量涌现。在长沙工作的杨轩婷(化名)就是其中一位。
作为一名利用工作之余打假的兼职打假人，杨轩婷对法律知识烂熟于心，也十分熟知消费者维权的渠道。
在杨轩婷看来，打假风险可分为三种：买错货品的风险，索赔不成的风险，遭遇打击报复或者被刑事追究的风险。
对于实质性打假而言，被报复的风险不可小觑。举报了多起食药违法案件的杨轩婷表示，其实家人一直反对她打假，“怕我被别人报复”。
　　(下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