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编剧史航近日被多名网友发帖曝光，称曾遭受其言语和肢体性骚扰行为——截至5月4日，已有23位女性讲述被史航言语、肢体性骚扰的经过，“性骚扰”的话题再登热榜。
   早在多年前，就有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全球有35%的女性都曾遭遇身体或性暴力，而这不仅仅针对成年女性，全球有1.2亿未成年女孩曾被强迫发生性行为。对此，湖南女子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孙继静及团队针对“校园性别暴力”开展了相关调研。她们从线下524份调研问卷中发现，一个月内，遭受过网络性骚扰的学生超过20%，其中超过52%的学生愿意“说出口”。
    为什么越来越多女性敢于对性骚扰说“不”?我们从这份调研报告里或许能找到答案……

故事
教授强行索抱，女学生取证举报
晓雪是孙继静及团队调研对象之一，她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曾遭遇导师的性骚扰。
“教授会把他指导的女学生拉到一个微信群里，一开始只是言语活泼点，后来就发展成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挑逗性语音。”晓雪说，长得好看的女学生都被教授以私下辅导功课为由“请吃饭”。
晓雪也没能逃过这样的饭局。起初，教授将她单独约到办公室，只是坐得近一些，聊的都是一些学业的话题。但有一次，教授趁她写论文时，凑到她身边摸了摸她的手。晓雪多次闪躲，教授才作罢。
回到宿舍，晓雪惊魂未定，跟室友哭诉遭遇，可室友也不能给她一个解决办法，只是让她多防范点。
后来，教授多次邀请晓雪吃饭，她担心教授为难学业，只得应邀。在一次餐厅饭局中，教授突然起身给晓雪倒酒，趁机摸了她大腿，还强行抱住她、亲吻她的脸和脖子。晓雪再也忍不住，推开教授跑出餐厅。
“她跟我讲述过程的时候，我明显感知，该教授一定不是初犯。”孙继静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很多实施方会用性暗示等试探方式来判断女生的底线，如果没有被当场拒绝，就会被认定为“接受”，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骚扰。
“有的老师会对学生进行言语上的性暗示，比如夸学生好漂亮，问学生有没有男朋友、看我适不适合做你男朋友等。”孙继静说。
调研了解晓雪的遭遇后，孙继静将情况反馈到其就读的大学，“学校严肃处理，将教授开除了”。

　　马路边男子搭讪骚扰
在调研过程中，孙继静还了解到，不少女生曾在公共场所遭遇性骚扰。
2021年8月，暑假结束的羽希返校上课，下火车后乘地铁来到离学校最近的公交站，此时已是晚上10点多。
当时，公交车已经停运，羽希只能打网约车回学校。正当她听着歌等网约车的时候，突然一名男子走过来搭讪。一开始她以为是问路，就没有戒备心，可简单交流几句后，男子突然把她抱住，无论她如何呼喊，男子就是不松手。
“你是我女朋友，你今天怎么啦?”这位男子大声喊道。羽希一边试图挣脱，一边跟过往的人群大喊道，“我不是你女朋友，我根本不认识你。”但是周围的路人十分麻木，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助。
在危急时刻，网约车来了。羽希就像抓住了稻草一样，一边奋力挣脱、一边呐喊，最后从男子身上挣脱开来，坐上了网约车迅速离开。
在网约车上，羽希浑身发抖，崩溃大哭。“她给我打了电话，做了好长一段时间心理辅导，羽希才从这件事的阴影中走出来。”孙继静说。
(除孙继静外，其余人物均为化名)

　调查
52%以上学生愿意说出被骚扰经历
网络性骚扰，是孙继静本次调研中一块重要内容。524份调查问卷，孙继静选择全部在线下完成，“当面了解情况，能更清晰掌握被骚扰学生的心理状态”。
孙继静带领团队在湖南一所高校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和整体抽样调查。收回的524份调查结果显示，近一个月内，遭受过网络性骚扰的大学生超过20%，其中超过40%愿意向朋友倾诉，超过12%愿意向老师倾诉。
孙继静指导过的一名本科学生也曾在写毕业论文《大学生遭受网络性骚扰现状及对策研究》时，通过线上调查方式对137名大学生开展调研，数据显示，有56.9%的学生遭遇过网络性骚扰，其中包括27.1%的男生。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了解到，关于性骚扰的调查，早已屡见不鲜。早在2016年，广州性别教育中心负责人韦婷婷就开展了《中国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6592份样本和上百份口述内容组成的调查结果显示，有69.3%的受访者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在性骚扰的实施者中，半数为同学及校友，学校上级占9.1%(以人次计算)。其中，经历过性骚扰的人，有12.4%感到严重影响了人际关系和交往，1.9%有过自残或者自杀的倾向或行动。
“调研数据越大，越能说明更多人敢于对性骚扰说‘不’。”孙继静说，2022年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发布的《防治性骚扰法律与司法审判案例研究报告(2019-2021)》数据显示，职场性骚扰案件所占的比例最高，为62.27%。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作为案由提起的诉讼，在数量上均有明显涨幅，越来越多的性骚扰受害人正在勇敢地走上法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结论>>
接受过性教育与性别教育的人更不愿沉默

“讲黄段子等‘性别骚扰’是高校常见的性骚扰形式，但很多人对此并不认可。”孙继静说，发生在师生之间的性骚扰通常很难界定，“和普通的性骚扰不同，职场性骚扰及校园性骚扰中的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间权力不平等，加上性别结构制度不平等、强烈的羞耻感和贞洁观的影响，让不少职场女性及女学生不敢站出来。”
孙继静认为，在遭遇过性骚扰的女性群体中，接受过性教育、性别教育的，在完整家庭长大、父母关心关爱更多的以及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女性，她们更敢于对性骚扰说“不”。
“在校园性骚扰案件中，很多学生因此出现情绪、心理、学业受影响的情况。”孙继静说，在学生的教育中，很少有老师会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导致学生不能正确区分性骚扰，“判断不了，就无法言说”。
另外，通常在校园性骚扰事件出现后，不少学校不注重学生权益保护，更注重的是维护学校名声、平息舆论，这也让一些受害者“想说不敢说”。孙继静向记者举例，“国外的高校更重视预防，并且有一套明确的制度，比如有第三方进行搜证、反性骚扰网页和政策等”。

支招>>
不只“说出口”，还得“多保护”
“女性要提高性别意识，在遭遇性骚扰时，保护好自己被性骚扰的有力证据。”孙继静告诉记者，在国内司法案件中，性骚扰受害人指控成功的难度很大——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蒋月对147件案件统计发现，法院确认职场性骚扰指控成立的不足三成，其余案件都没有明确认定性骚扰行为的存在。
为何取证如此艰难?孙继静认为，一方面，大多数女性缺乏性意识与性别意识;另一方面，施暴者手段愈发高明，他们一般通过肢体行为或者打电话，很少有人会采取文字、图片等能够留下一定书面或电子痕迹的骚扰方式，隐蔽性越来越强。另外，这类骚扰行为具有突发性和即时性，且发生场所相对封闭，很难有证人、证言以及其他证据。
“目前我国虽有相关法律条文可以用来规范和处理性骚扰相关问题，但并未形成整体的、系统的反性骚扰的立法体系。”孙继静认为，要让更多的女性敢于站出来，首先要从立法上保护好女性，进一步完善有关性骚扰的立法，“希望最高法院出台针对性骚扰的司法解释，出台一个适用于学校、职场的应对性骚扰的指导性意见”。
同时，孙继静建议学校开设性别教育、性教育的内容课题，提高学生的性别意识和性意识，消除羞耻感。更重要的是，社会要通过大众媒介消除女性的性羞耻观，营造对女性友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加强对学校老师、执法人员的教育和相关知识的培训，避免对受害者的第二次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