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就纳闷了，这不是《刑法》和《教师法》冲突了吗?好像按照刑法，处罚还更轻了。
这其实是对刑法的误解，这次《意见》就把这个冲突给说清楚了。
依照《教师法》第十四条和《教师资格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只要存在被剥夺政治权利和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那就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如果已经取得了教师资格，就会丧失教师资格。但是没有教师资格跟从事教师工作是两码事，比如一个老师打架，被判有期徒刑，教师资格被剥夺，但并不影响他从事一些跟教育有关的工作，比如说，在学校担任勤杂人员、安保等工作，或者从事家教等。另外，刑法的从业禁止虽然一般期限只有三到五年，但是如果其他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有特别规定，也是可以按照特别规定来处理的，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现在，《意见》对这一类型的情况就规定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某小学老师被认定为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丧失教师资格。同时可以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附加职业禁止，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这个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当于特别法，这个禁止期间显然不止五年，是终身的。当然，如果这个工作并不接触未成年人，那么还是要受刑法从业禁止一般不超过五年的限制，比如教大人练钢琴。这样使刑法和其他部门法变得协调了。

拐卖妇女儿童应“买卖同罪”
今日女报/凤网：您在讲座中提出了拐卖妇女儿童“买卖同罪”这一思辨性问题。虽然目前刑法规定“买方”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会出现了被拐卖的孩子不愿意回到原生家庭中的情况，或者亲生父母也不主动向“买方”追责。这时候，应当如何追究“买方”的法律责任?
罗翔：对于这个问题，我一贯的立场是没有买，就没有卖。相比较拐卖犯罪，目前的收买犯罪的刑法处罚是比较轻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买卖人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行为。买卖人口主要侵犯的法律权益是人之不可被交易的权利。所以我觉得应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适度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
至于孩子被拐卖后，很多孩子不愿意回归到原来的家庭中，这可能是刑法的一个“接口”的问题，就是相关的社会机构有没有可能提供相应的对于这类孩子的抚养。
刑法始终是对民众最低的要求，我们也不可能单靠刑法的作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说，这个被拐卖的孩子被解救了，如果亲生父母不愿意照顾这个孩子，那么关于这个孩子的监护权如何实现?那有没有相关的机构接收这些孩子?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实际问题，就降低法律的保护功能。比如说，一个人有孩子要照顾，他却实施了相应的犯罪，那么法律对这种人是不是就不应该进行处罚?如果处罚他，他的孩子怎么办?
所以很多时候，刑法可能确实只能关注一个层面，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

应摒弃家庭暴力案件是“家务事”的偏见
今日女报/凤网：在很多的家庭暴力案件中，往往存在着婚内强奸或者性暴力的行为，虽然我国刑法并未把丈夫排除在强奸罪的犯罪主体之外，丈夫在非正常或不稳定的婚姻关系中，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同样会构成强奸罪;但由于有着“合法夫妻”这一前提，婚内强奸和性暴力的实施者往往不会得到惩罚，尤其在司法实践中，对“婚内强奸”的认定存在哪些困难，受害者应该如何维权?
罗翔：这可能还是我们对于家事本身的一个偏见，这种偏见始终认为，像家暴、婚内强奸等，本身是家务事，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按照现行刑法，严重的家暴，构成犯罪了，该处理就要处理。如果在婚姻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婚内强奸也是构成犯罪的，被害妇女甚至可以进行紧急避险或者正当防卫。
我们需要激活这些制度，我们不能把这一切都理解为家务事，让妇女的权益没办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我觉得刑法在这方面应该是有所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