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娄底涟源来到省城长沙随儿子居住时，曾兰平很想念村里的生活：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和邻居搬把凳子往院里一坐，就聊起了家常，从来不用担心有谁听不懂。“在长沙不一样，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方言很杂，自己说的方言就连儿媳妇有时候听着都费劲。”
像曾兰平这样的随迁老人，城市里有很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孙辈的比例高达43%。一些原本留在家乡的老年人为了更好地养老和照顾第三代，像“候鸟”一样离开家乡“漂”至陌生的大城市，成为一个特殊的人群——随迁老人。他们承受着带娃的艰辛，经历着与迁入地的隔阂，有人希望能“减刑几年”早日还乡，有人割舍不掉对儿孙的骨肉亲情继续坚持，有人积极地融入新的圈子，也有人逐渐变成了异乡的“隐形人”。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0月4日是重阳节，也是我国第10个法定“老年节”。“随迁老人”在城市里生活得怎么样?遇到了哪些困难?未来他们又有怎样的打算?近日，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走访长沙的随迁老人家庭，记录下这群“老漂族”的故事。

城市里的“隐形人”：进城多年，没认识一个新朋友
“早上6点起床做饭，饭后老伴送老大上学，我送老二去幼儿园，回来的路上买点菜，上午在家或去社区图书馆看报纸，午饭后在家里搞搞卫生，下午不到四点去接老大，接回来后再准备晚饭。”这是73岁的潘立新和老伴每天在长沙过的琐碎生活。
两个外孙小的时候，潘立新跟着老伴一起帮忙带，后来，老伴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他承担了家里“带娃”的主要工作。整个上午，他都不得空闲，抱着孩子把尿、带着玩玩具，还要插空讲故事：“孔融为什么让梨?后羿射日是怎么回事?”
除了带娃做家务，剩下的时间，潘立新喜欢看报纸、听收音机。在他的卧室里，常年摆着《今日女报》《潇湘晨报》等几份报纸，还有一台老式的收音机。他还培养了一个小技能——修东西。“家里的玩具、自行车坏了，我都会修一下。”
到了晚上，女儿和女婿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做。这个时间段，潘立新和老伴就去楼下的院子或者去附近的公园散步。院子里有阿姨们跳舞，潘立新老伴比较内向，喜欢看却从来不跳。但每次一回到家，心里痒痒的，想着去学舞。“女儿知道后就在电视里找舞蹈视频，然后带着老伴在电视机前一起学，我有时候也会跟着动一下。”潘立新说，“但老伴不能太劳累，要多休息。运动时间一长，就害怕低血糖，所以每次控制在三十分钟以内。”
两代人住在一起，矛盾在所难免。有一次，潘立新和老伴去超市买菜，刚好看到有推销员喊听讲座送鸡蛋。“一开始只是想免费领个鸡蛋，但听推销员说凤胶吃了对老伴的病好，我就花了1.5万元买了一些。” 潘立新说，“当时女儿也劝过我，但我看着老伴生病，心里很着急。一急，脾气也上来了，听不进女儿的意见。”
为买保健品的事，潘立新经常和女儿起争执。女儿实在无法理解老人对保健品销售人员的轻信：“为什么别人说话你就信，自己的女儿说话就不信呢?”
虽然有过矛盾，潘立新和老伴还是觉得帮女儿带娃很乐意，没什么好抱怨的。潘立新笑着说，“这几年，给女儿省了不少请保姆的钱，请一个保姆，每个月起码3000元起步哩。”一次，老伴外出就医，离开了二十几天，等到回家时，老二径直凑到她怀里，“小孩子嘛，不会说话，只是一直亲她的脸颊，趴在身上不肯撒手，当时老伴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提起这段回忆，潘立新仍然很激动，一边说笑，一边红了眼睛。
由于不熟悉城市，潘立新和老伴不爱出门，只有吃了晚饭才会下楼散下步。每次一下楼，也不知道跟谁聊天。“不像在老家，门口那条街从南到北，大家都认识。”他不喜欢住带电梯的房子，也不喜欢七拐八拐的楼道，而是喜欢老家敞亮的门厅和院子，“一开门就上街了，多方便”。
“我们这个年龄再重新建立朋友圈很难，一整天都要看孩子，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年轻的时候在镇上生活热闹，有很多朋友，但在城里这么多年，潘立新和老伴没有认识一个新朋友。但他也不排斥尝试走出去：“有合得来的也可以认识一下。”

广场上的王牌舞者：带孙“忙不赢”，活动也多彩
“哎呀，怎么就十一点半啦，我今天还没跟她们约起打牌的。”曾兰平挎着深绿色的链条包，捋了捋额头上的空气刘海，显得有些意犹未尽。唱歌、跳舞、旅游、打牌，甚至当起了社区里的志愿者，曾兰平的生活里总是有“忙不赢”“干不完”的事。
2013年孙女出生后，曾兰平就接到儿子电话，电话那边的儿子说自己要上班，没有时间洗衣做饭，想请她过来帮忙。
放下电话，这个朴素的农妇心里有些高兴。在曾兰平最初的想法里，这是一件双赢的事，既可以减轻儿子一家的育儿负担，又能享受便利的城市生活。“原来农村里的路太难走了，下高铁还得坐好久的车，我又晕车，不方便，所以也难得出来，正好他们需要我，我就来啦。”身为母亲的她，也有了一种“被需要”的欣喜。
几天后，她就从娄底涟源赶到了长沙，住进了儿子家里，帮着带刚出生没多久的孙女。
进城的新鲜感和快乐很短暂，三代人同一屋檐下的生活需要经历磨合。
起初，曾兰平觉得年轻人实在不会过日子：不爱在家里做饭，常去外面下馆子;休息日睡到日上三竿，早饭都懒得起来吃;家务活放着不动，甚至有种“该是我干”的默认姿态……“说一两次，答应得好好的，说到三四次，就开始回应得不耐烦，久了我也不想再说了，说了都不高兴。”
最开始的几个月，是曾兰平最累的时候。每天早上7点，她就开始了她的“工作”——带娃。“白天离不开人，晚上也得起来哄。”一次吃完晚饭，家里只有曾兰平和孩子，孩子一直闹腾，曾兰平只得一直抱着哄，“断断续续闹了两个多小时，离了大人就哭”，曾兰平印象很深刻，那天她腰很疼，只能趁着孩子不哭时把她放下，自己在沙发上靠一会。
等到晚上十点左右儿子和儿媳回家，曾兰平早已是筋疲力尽，她不禁向儿子抱怨，“毕竟孩子这么小，你们可以早点回家”。得到的回应却是一句简单的“给我抱”。“我忍不住想，之前在村里挑几十斤的红薯、养猪养羊都觉得有用不完的力气，怎么现在这么容易累呢?”
经历最初几个月的“磨合期”后，曾兰平的生活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广场舞。一次出去遛弯，曾兰平看见社区附近的公园里一群老太太聚在一起，跟着音响里放出来的富有节奏感的音乐起舞。“领舞的站在最前面，跳得很好。”曾兰平不敢上前参与，“以前都不知道广场舞是什么”。从那天起，她每天晚上都要到这里看跳广场舞。起初不好意思往里凑，后来看着看着也就心动了。一连站在最后排看着别人跳了一个星期后，曾兰平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询问怎么加入。
在音乐里，曾兰平找到了自在的感觉，儿媳教曾兰平怎么把视频转换成音乐播放出来，儿子帮她买了音响。“慢慢有越来越多的人跟着我跳，我成为了领舞者。她们还都爱跟我聊天，说跟我在一起感觉自己也年轻了!”
从以前的不适应，到现在每天下午要早早吃了晚饭去跳广场舞，曾兰平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还拉起了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50人广场舞队，没事就和队友约着旅游，还经常去参加外面的比赛。“之前几个月容易天天坐在家里，特别容易烦，现在每天过得有滋有味。”曾兰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