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一片红色沃土，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从这里出发，奔向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战场。与此同时，他们的优良家风、伟岸人格也深深激励并影响着后人。
我们从无数脍炙人口的家风故事里，聚焦四对湘籍革命夫妻的故事。他们那些心怀天下、清廉自律的家风故事，影响中国，让人感动，给人启迪。

李富春、蔡畅夫妇：一生积蓄，全交党费
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他的夫人蔡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袖和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虽都处于国家高级领导岗位，但这对革命夫妇一直严于律已，一生克勤克俭，对晚辈和亲属要求严格，保持着革命者和人民公仆的本色。
夫妻俩平时吃得朴素，一荤一素一汤，偶尔加上一小碟辣椒，便心满意足。
李富春喜欢喝茶，蔡畅每次把泡过水的茶叶烤干，下次再用。
与物质上的低要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富春、蔡畅夫妇精神上的富足。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除了有亲生女儿之外，又收养了很多革命遗孤，工资收入除用于资助孤儿外，结余都存起来。
两人不仅退还了国家配给他们的生活用车，还将积累多年的十多万元，作为“特别党费”交给了党组织。
在位于长沙的李富春故居里，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看到两张特殊的党费凭证：
一张是1975年3月17日的，上面写着：李富春、蔡畅同志交来特别党费(储蓄存款单29张计99851.09元，现款148.91元，两项合计100000元)。还有一张是1977年4月8日的，显示为3万元党费。
这是李富春逝世后，蔡畅按照她与李富春的约定，把两人所有的积蓄都作为特别党费交给了党中央。
值得一提的是，蔡畅的母亲是“女中豪杰”葛健豪，她的无私奉献与母亲一脉相承。1927年，葛健豪在得知儿子蔡林蒸壮烈牺牲后，她强忍悲痛，将儿子的六百元抚恤金捐给了女校里经济困难的孩子们。她对蔡畅说：“你哥哥为国捐躯，我这个做母亲的感到光荣。这钱我们不能用。”
后来，蔡畅把母亲葛健豪留给自己的金镯子也作为特别党费上交了。
身边的工作人员问蔡畅，是否给外孙留下一点，她坚定地说：“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用不了就应该退给党和人民。孩子们长大了，应该自食其力，我们共产党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应该是革命的好思想，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存放李富春蔡畅夫妇这些存款单的，是个黑色旧皮箱，这是1919年蔡畅在赴法勤工俭学时买下的，陪伴了她革命生涯71年，现存放于湖南省双峰县蔡和森纪念馆内，带着斑驳的痕迹，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厚重。

谢觉哉、王定国夫妇：对家人严苛，对群众热情
“叮咛犹在耳，魂梦总相爱!”这是2000年清明节，王定国为丈夫谢觉哉撰写的祭文《怀念谢老》中的最后两句，彼时，谢觉哉已离开妻子近30年。
谢觉哉是湖南宁乡人，21岁考上晚清秀才，4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谢觉哉和王定国相识于长征途中，1937年两人在甘肃兰州结为伉俪。
谢觉哉一直注重培育勤奋好学的家风，在他的悉心指导下，王定国从目不识丁的农村女孩，慢慢成为了一个书、画、诗等样样俱佳的才女，而他们的七个孩子，也被教导得非常出色。
为了不让孩子产生“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谢老经常告诫儿女们：“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
他让王定国给孩子们讲述做童养媳的经历，他自己讲离开家乡投身革命的经历，讲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岁月。
他还把院子里的一块空地利用起来，一有空就带着孩子们翻地、种菜、养猪。
有子女、亲属想凭着谢老的“官位”找个好工作，谢老直言：“你们以为我这里总可以找到饭吃，但我这里不是劳动生产机关。”
偶然发现子女用了公家的汽车，谢老生气道：“国家给我的汽车是工作时才使用的，你们没有权力叫司机开我的车外出。”
随后，谢老不仅叫家人付了车费，还在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上，就孩子动用汽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
对夫人王定国，谢老同样表示：“你外出也不能动用我的车，只能在我因公外出时搭车。”
在谢觉哉1962年写给儿女的家书中，他以自己和王定国的经历告诫儿女们“不论吃的、住的、穿的好坏都是比较出来的。我们要看过去，看别人”。
王定国受谢觉哉影响颇深，同样对家人严苛、对群众热情。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去世，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讲：“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
随即，她退掉了秘书和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房子。她还把所有的孩子召集到身边说：“以后你们的事情我一概不管，你们的下一代我一个不带。”
王定国所说的“不管”“不带”，是希望子孙们个个都能自强自立，不给党和国家添任何麻烦。她为很多人写过推荐信，却从来没有在儿子谢飘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他说过一句话。 　　

陶铸、曾志夫妇：严抓家风，狠抓工作上吃喝之风
“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这句话出自中学语文课本《松树的风格》，发表于1959年2月28日《人民日报》。作者陶铸将松树甘于奉献、乐观向上的品质，不怕粉身碎骨、自我牺牲的气魄描绘得淋漓尽致。
陶铸是湖南祁阳人，而他的妻子曾志是湖南宜章人。夫妻俩一生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曾志与陶铸一直都在党内担任要职。陶铸先后任广西、广东省委领导，还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并补选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志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致力于为祖国的建设培养人才。
1963年春节，外贸部做了一批点心，出口香港换外汇，还以“品尝”的名义给中南局领导各送了一箱。
陶铸接到礼品后，马上打电话给外贸部的领导，严肃批评：“请你马上把东西收回去，谁也不许不花钱品尝，要品尝自己花钱买。以后不许这样干了!”又吩咐秘书：“你马上打电话问问中南局的书记们、常委们是否也收到了礼品。收到了的，一律退回。”
他还叮嘱有关部门发出通报，严禁此类不正之风再次发生。吃喝之风由此刹住。
女儿陶斯亮在回忆父亲陶铸时，形容其“类似苦行僧”。
陶铸个人生活非常简朴，他曾说：“我只要有碟辣椒，再来碗青菜，就很够了，吃东西以填饱肚子为原则，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还怎么接近群众?”
他从来都以严格的标准来对待自己和子女。在广州工作和生活多年，陶铸一家居住的房子从来没有更换过。住房维修时，他还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上交机关，以补维修款之缺。每次到基层工作，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
陶铸曾说过：“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对党忠诚。领导干部克己自律就会起到火车头一样的作用，就会带动一批人，影响一群人。”
妻子曾志始终关心国家的建设，致力于革命老区的扶贫工作。直至88岁去世时，曾志唯一的遗愿是将其省吃俭用攒的6万元工资捐给希望工程。

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不用公款，女儿病故
朱端绶，1908年出生于长沙县路口镇，原国家建设部副部级干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日事变”后，朱端绶转入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奔赴上海协助熊瑾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福兴商号。
其间，在周恩来的撮合下，朱端绶与同是长沙人的熊瑾玎结成革命伉俪，朱端绶也因此被称为中共中央秘密机关里的“老板娘”。
从1928年春开始，党中央任命熊瑾玎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负责为党管理和筹措经费。他主持开办了三家酒店，一个钱庄，还与人合伙经营了印刷厂、织绸厂、洋货店、大型布店……是名副其实的“老板”。
由于夫妇两人工作细心，防范周密，福兴商号在血雨腥风中安然存在了三年多时间，成为中共中央在上海使用时间最长的秘密机关。
1938年开始，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熊瑾玎任新华日报社总经理，并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财务工作。
而朱端绶也管着一个“钱袋子”。她是新华日报会计科长，虽然经他们夫妇俩手的钱财不计其数，可他们的家庭生活十分简朴，大女儿还因为营养不良骨瘦如柴。
在这个家里，夫妇俩有一种极其朴素的默契：公私分明，生活再难，公家的钱绝对不能动!
在革命战争年代，熊瑾玎夫妇一共生了5个女儿，但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只留下二女儿苏畅。
在重庆期间，他们刚满两个月的三女儿因没人精心照料，患了肺炎，高烧不退，咳嗽不止。当时熊瑾玎手中进进出出的钱不计其数，拿10块大洋给女儿治病并非难事，但报社刚刚复刊，资金很紧张，公家的钱一分也不能动。因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他们的女儿最后死在母亲的怀里。
新中国成立后，朱端绶投身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又为巩固党的统一战线，保留和丰富党史作了许多积极的贡献，始终保持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本色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1966年11月14日，熊瑾玎80岁生日当晚，周总理带来两瓶绍兴酒来到朱端绶熊瑾玎家中，乐呵呵地向熊老祝寿。吃过饭，周总理走进熊瑾玎的卧室，摸摸被褥，又摸摸熊瑾玎的棉袄说：“穿得太薄了。”
彼时，熊瑾玎正被停职，周总理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写好的证明信，上面写着：“……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任。”
这张证明对熊瑾玎、朱端绶两位老人来说，每一个字如同金子一般珍贵。
1973年1月24日，熊瑾玎走完了人生的第87个春秋。1994年1月24日，朱端绶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对恩爱夫妻走在同一个日子，这种巧合也许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