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女档案
王亚群，1937年出生，1951年入疆，新疆0024 部队独立一分队护士。现居长沙。

希望革命的洪流能够洗刷家庭带给我的耻辱
我是谁?
我不知道我是谁，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家庭是个怎样的家庭。湖南和平解放后，我们家的小洋楼几乎每天都有人贴标语——“没收官僚资本!”“打倒官僚资本家!”……我痛恨我的家庭!痛恨父亲有副官，母亲金奴银婢地用着。他们从来不管我，陪伴我的永远是我的奶妈。我喜欢我的奶妈，她是穷人，我就想做个穷人的后代。所以，当我在长沙营盘街的报名窗口领到一份应征入伍的报名表，于“家庭住址”一栏，我理所当然填写的是奶妈家。
和我一起报名的还有我的姐姐。1950年，新疆军区司令部在湖南招收女兵，湘女进疆，别的湘女都是怀揣投身革命的宏伟理想，而我们姐妹却只是卑微地希望革命的洪流能够洗刷家庭带给我们的耻辱。
父亲将我和姐姐同时叫进他的书房。这是鲜有的事情，父亲的书房一直是我们家的禁地。他是大户人家的独子，美国留学回来后考取了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当了国民党军官。父亲神秘又威风，于我而言，父亲只是一个用来敬畏的概念。
“你们——去吧!”说完，他忽然伸出手来，将我们一手一个搂在怀里。父亲的怀里有一股浓浓的烟草味，他是抽烟的，常常站在窗前，一抽就是半天，只给全家人留下一个冷冷的背。这是我第一次感受父亲的怀抱，却也是最后一次。
1951年，我14岁，姐姐15岁。带着美好的愿望，我们随大部队踏上了一路向西的旅程。起初是坐绿皮火车，大家还很兴奋，一到西安，进疆的路只能换乘一辆辆敞篷大卡车。车老旧，路难行，不时有由新疆逃至甘肃敦煌、安西一带的乌斯满等少数残匪偷袭……
我们走走停停，修车、修路、修理土匪……西安到喀什，地理距离不到4000公里，我们走了近两个月。

部队把我这样的人锻炼成了一个勇敢的革命战士
我是怎样的人?
部队分组学习，要我们每个人自我介绍，轮到我的时候，我张口就说：“我是穷人家的孩子。”其实，部队已经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政委找我谈话，说：“我们革命队伍，不论家庭出身，只要是真心投身革命，都是革命战士。”我的眼睛一片潮湿。
1953年5月，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命令，将驻新疆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军和生产军。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要分流了。那天开全军大会，我站在队列里，心里十分忐忑。大喇叭里传来一个一个熟悉的名字，我屏住呼吸听，我呢?我呢?我姐姐呢?……“请念到名字的以上同志原地站立，其他同志出列!”我糊糊涂涂地出列，好像还看到我姐姐也出列了。原来，念到名字的统统被编入生产军，而我们这些出列的则全部列入了国防军。
就这样，我和姐姐都成了国防军，只是不在一个部队，我被编入0024部队独立一分队做了一名护士。
正是一个礼拜天，驻地部队组织人去帮老乡烧窑洞，大家争着报名，最后选了五位共产党员。都是年轻的好劳力，热情又高，老乡带着他们上窑，老乡在前面跑，他们跟着跑。忽然，窑塌了，老乡没事，这五人全部掉进火红的窑洞里……
我终生不能忘记那惨状——五个人差不多全都烧成了黑炭。我负责给他们其中的一个插导尿管，因为他的生殖器烧没了，害羞加害怕，我一直抖个不停，正无从下手，忽听那个伤员“啊”了一声，他的身体应该是挺了一下，然后就一直那样挺着。“他死了!”我的惊叫声刺激了旁边的伤员，他颤抖着声音问了一句：“他死了吗?他……”戛然而止，他也死了。接着，不到半小时，剩下的三个伤员全都死了。
我抖得更厉害了。
那天的夜特别黑，连月亮都是黑色的。我通宵坐在营房的窗户边，眼前总浮现出那五具焦黑的身体。他们五个，都是抗日勇士，打过硬仗，立过大功，多么好的战士!面对他们受伤的身体，我却只知道害羞、害怕、惊叫，我的革命感情哪里去了?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病人越是危险，我越是要冷静，我的职业修养哪里去了?在他们弥留之际，我没有能够尽医者的本分减轻他们的痛苦，反而制造了恐怖气息，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我痛恨我自己!!!
早上出操，我像是疯了一样拼命跑圈，政委追上来找我谈话。“小鬼，”他刚刚叫出这一声，我的眼泪就飞了出来。“不要哭嘛!晚上是不是没有睡觉?你害怕吗?”
“我不怕!”我抹了一把眼泪，大声说道。
为了锻炼自己的胆量，从这天傍晚起，我每天一个人去太平间走一圈，腿哆嗦得厉害，我就紧绑腿，一直紧到两条腿像两根棍子一样直，支着我走、走、走……走着走着，我不怕了，多么狰狞的面目都不怕了。那么，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我成了一个勇敢的革命战士。从此，任何病我都敢直面应对;任何病人，只要还有一口气，我都会全力抢救。病人就是我的亲人。
任何时候，当我回忆起在新疆当兵的这一段，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军队是一个大熔炉，再不行再落后再思想糟糕的人，到了军队都可以变成很好很先进很全面的人。经过军队锻炼的人，除了不怕死，我们也不怕困难。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是困难。革命军队培养的坚强意志，是我一生的精神骨骼。

东方的红日渐渐升起来了
“小鬼，”他很帅地抽着烟，问，“你是哪个连队的?”
“我在独立一分队。”我答着，想看他又不好意思看。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人呢?他的个子又高又挺，鼻梁笔直，眼睛深邃而富有魅力。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再见面，他说他可能会调到新疆军区文工团去，那里需要一个作曲的。“跟我到新疆军区去，同意不?”他笑着说。
“我害怕。”
“让我们一起成为最亲密的战友，你就什么也不用害怕了。”
……
我们结婚了!政治部批了个条子，两个床一合并，然后，他过来拉我的手，说：“我们终于成为最亲密的战友了。”“可是……”“可是什么?“我出身不好，害怕连累你。”
因为出身的缘故，我整个人看上去又自尊又自卑，又热情又冷漠，又活泼又孤独，又谦虚又尖利……我是分裂的，矛盾的，痛苦的，包括对我原生家庭的认识。除了父亲，我的哥哥也有问题，我曾经看到父亲用毛笔写了一封信，我哥哥拿着信就走了……
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得知父亲和哥哥的真实身份的。我父亲叫王康奇，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和一批不满国民党统治的军官，在湖南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在长沙、株洲、湘潭一带进行革命斗争，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我哥哥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但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都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当作“二十一种人”看待，家属也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2019年，我哥哥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直到今天，我哥哥已经是一位91岁的老人，他说，还有很多事情不能说，这是对共产党的信仰。
还是回到我的新婚之夜。
见我沉默，他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说：“你要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一起去新疆军区，这不正是你的心愿吗?以后，你的每一个心愿我都来帮助你实现。”
我的心一亮，冲动道：“包括入党吗?我想入党!!!”
他叫了声“小鬼”，轻轻把我搂在怀里。我闻到一股浓浓的烟草味，临进疆前的那个晚上，我在父亲的怀里也曾闻到这股味道。
我确定我是嫁对人了!
他给我买了一架小琴，那琴有点像现在的儿童电子琴，琴面有一排音符，一按一个音。我弹的第一个曲子是《东方红》，那天早上，我弹他唱，他弹我唱，美好的感情在我们的胸腔里激荡。窗外，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
两年后，我们带着女儿一起去了新疆军区。
“小鬼，”他依然叫我小鬼，“你幸福吗?”
我幸福吗?人生似乎圆满了，可是，我还没有入党。
我想入党! 　　

采访手记：第一次采访王亚群是在今年的五一劳动节，4个小时，她全程叙述的都是她的父亲和哥哥。我数次将她的话题拉到新疆，刚接茬，话锋一转，又回去了。于是我知道，我必须先了解了她的父亲和哥哥，才能了解她。根据她提供的线索，我上网查找到她父亲的有关资料，当我提出再度去采访她的时候，她说她失眠了。
关于她的故事，能写的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她转业回到长沙，父母亲都已离世，奶妈也不知所终;还有她的丈夫去世，等等。可我实在写不下去了。一个85岁的老人，一生历尽磨难，却初心不改。“我要入党”是她一生的愿望，接下来的故事都跟这个愿望有关。可是，当我告诉她入党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时候，她微笑着摇头，说：“我年龄大了，不能为党工作了，现在入党，不就是给党添麻烦吗?”我忍不住泪奔。
第二次采访，我问了她许多问题，现将文章中未叙述的部分完整记录于此。
问：在新疆，有没有您最感恩的领导或同事?
答：我最感恩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震将军。你们真的是没有见过新疆当年的样子，王震带领的部队能够把新疆治理得这样好，真的是了不起。王震还很会关心人，晚上到宿舍亲自给战士们盖被子。这些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另一个是我的政委。我后来一直想找他，可是没有找到，他也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我想入党，就是因为我感觉共产党有太多这样的好干部。
问：今年即将召开党的二十大，您对我们党和国家，有什么祝愿?
答：我祝愿我们的党越来越坚强。我们党和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对老百姓很爱护，对我们这些当兵的也很关心，值得信任和拥护。现在国家面临一个大的难题就是台湾问题。当年抗美援朝，我是递交了申请要上前线的，组织上说我小。现在，只要不嫌我老，我愿意重新穿回我的军服。
……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王亚群，她对党的情感，赤子一般纯洁而美好。 　　作者简介：文静然，二级作家，副编审，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导师。出版《花过无影》《九畹》等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集。《今日女报》《旅行》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