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女档案：王爱珍，1932年生，1951年进入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原陆军第二军独立团，后转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1973年回到岳阳纺织厂。现居长沙。
如今，前往新疆旅行的人们，莫不将阿勒泰圈于计划之内。而我，曾经在阿勒泰生活了二十多年。 　　

16岁?其实我藏了一个小秘密
1951年春天，我裹着一件单薄的花棉袄，像往常一样向营盘街47号走去，心里却在燃烧着一团火：“我要去当兵”。
但我是不符合征兵要求的，第一关我就过不了。
征招文艺兵的年龄是12~16岁，而我已满18，肯定是不合格的，于是我壮起胆子说出了平生第一个“谎言”——户口本上写的“1932年”被我改写成了“1934年”……
我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母亲当时正身怀有孕，还有一两个月就要生产了，在得知新疆在万里之遥，很长时间我都不能再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我只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等母亲生完孩子，我再出发。” 　　

18岁，一去就是万里之遥
小弟出生后没几天，我就悄悄收拾简单的物品出发了。因为等母亲生产，我比大部队晚一个月时间出发，现在的我只能拿着证件独自奔赴兰州军区了。
兰州，见到接站的同志，我便像找到了亲人。在原兰州军区的第一顿饭，就是一大碗面条，面碗比我的脸还大一圈，这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面条。
下一站，新疆之北境，阿勒泰，离我的故乡长沙将近五千公里。
这时，我离开家已经半年了，现在要走得更远，我突然觉得，我可能再也见不到父母了。
姑娘们背着行李依次登车。一上车，大家的情绪就和登车之前的叽叽喳喳不同了，各自默然找一角空当坐下来，靠在背包上，车厢里静静的。我攥紧了背包带子，眼睛盯着绷得发白的手指关节，眼睛也不敢眨，怕眼睛一眨，眼泪就会倒出来了。 　　

20岁，这是绷了弦的阿勒泰
我所在的文工团里就我一个长沙妹子，我成了陆军第二军独立团的一员。
进疆队伍的前头是架着炮弹的卡车，每一台车都安排了冲锋枪护送，后面还有武装部队……
盘踞于阿勒泰的“巨匪”叫乌斯满， 乌斯满十分狡猾，被解放军追剿时他就带队躲进山里，平时化装成普通百姓出来行动，趁解放军不备便会杀人。
那时候，我们即使是晚上睡觉，也得安排两人站岗。
在阿勒泰，“站岗”不是“站”的，而是“卧岗”。
站着，大半夜的，即使你看到土匪来了，一切反应可能都已经来不及。必须“卧岗”，就是伏在地上侧耳朵听，用心听，以便及时听到遥远处的马蹄声……
大家到了阿勒泰不久就都学会了骑马，也都学会了贴着地面听声辨位辨物。
即使各部队如此小心警惕，还是会有悲剧传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所有人都迅速成长起来。野外行军的时候，夜晚要驻扎休息，男兵们都会在外围戍守，让女兵在包围圈里休息，气氛极其紧张。
当然，女兵们，即使是文艺宣传兵，每天也都要练习射击，这是遇到危险、遇到敌人时唯一对抗和自保的方式。 　　

22岁，水到渠成的爱情和婚姻
初到阿勒泰，日子也还是艰苦的。大家就睡在一溜通铺上，靠墙睡的离火墙近还稍微沾点儿暖和，通铺中间位置睡的可冻得直哆嗦。到早晨起床一看，被子上居然还结了些冰壳壳。
我所在的文工团宣传队主要还是唱歌跳舞排节目，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慰问部队和当地百姓，当然也要去刷标语，到群众中间去开展一系列宣讲活动。除了宣传工作如火如荼毫不松懈，冬天我们会去帮当地人扫雪，夏天我们还会去帮当地人干农活……
而我的爱情，就在这中间不知不觉地萌发了。
我老公吕吉比我大8岁，他是甘肃人，从小也是个苦孩子。
我和吕吉同批抵达阿勒泰，他在宣教科，我在宣传队，都归属于政治部，经常要一起开组织会，偶尔还要一起学习。我们文工团有25名女同志，吕吉看我时的眼神会格外不同，而我在察觉之后，也对这个高大聪明的男子有了期待和喜悦。现在想来，最神奇的就是那个年代的爱情，我们互未表白，却互相懂得，从不曾约会，从不曾送过一份礼物，只是在开会之后同时离开，一路上聊上几句，然后满心欢喜地告别。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谈恋爱几年了，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在谈恋爱的。只是，我们自己心里知道。
1955年，组织上安排吕吉去新疆八一农学院上大学。临行前，组织询问吕吉的个人情感问题，吕吉向组织坦承了与我的恋爱情况，组织上便提议“先结婚再去上学”。
于是，那个云淡风轻的上午，我们还在兢兢业业地忙于工作，下午就接到了组织“同意你们二人结婚”的通知。两人的铺盖抱到一起，组织上又拿了一盘子糖果来让我们分发给战友们庆贺，我们这就结婚了。
新婚第二天，吕吉就扛着行李到八一农学院报到去了。 　　

25岁，忘我的“阿勒泰”母亲
1956年，服从部队安排，我和吕吉转业来到了位于阿勒泰南麓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在建设兵团的十年里，我干过多种的工作——在农业化验室、云母加工厂、后勤商店、劳改大队部。
也正是在这十年当中，我先后生下两儿两女。
长女出生于1958年，这时候我已经离开故乡7年了，7年没有见过父母。
抵达阿勒泰不久，我一拿到参军证明书，便写信将证明书寄回了长沙。
1959年儿子出生，之后不久我得到了父亲病重的消息，离家10年，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故乡。父亲有万万千千的不舍，而我却只能陪伴他不到10天的时间，又匆匆返回阿勒泰。
1964年和1966年，我又分别生下了一女一儿，但我却没花什么时间来精心照料孩子们。
在兵团长大的孩子几乎没有娇气的，孩子们都是放在育儿所里统一照顾，父母照常忙于各种工作，基本不能在照料和辅导孩子上操什么心。好在我的孩子们都很争气，有一个还考上了清华大学。 　　

42岁，离开故乡和回到故乡
1973年，我们全家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沙，从18岁到40出头，我在新疆待了22年，把所有的青春都留在了阿勒泰。
转眼又这么多年过去，我都已经近90岁高龄，但党和政府依旧没有忘记曾经援疆建疆的我们，时常送来关怀和慰问，这让我真的很高兴。
“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我也是后来从旁处知道，但我作为参与过新疆建设的女兵之一，心中只有无比的光荣与骄傲。现在，我有点老了，可我依旧乐观，依旧健朗而思维清晰，我每天都会看新闻，关注时事，有时候我也能从电视里看到美丽富饶的阿勒泰。在阿勒泰的那些年，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各项工作，直到现在才知道，原来阿勒泰是那样的美。可是现在，我们的祖国，哪里不是被建设得那么美的呢。
这一切，就是我们当年所奔赴的未来。

采访手记
这是一个乐观向上有梦想有坚守的老人
我采访的对象，是新疆阿勒泰二军独立团政治部宣传队的湘女王爱珍老人。
她住在长沙桔园小区，锈迹斑斑的铁门打开，一个健康老人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我微笑着走向前，说明来意，她马上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里去聊。只见我们一进门，老人便利落地随手关上了门，她笑着说是防止老鼠跟着窜进家里……
岁月浸染过的亭亭少女，如今变成了饱经风霜的娭毑。但在采访王爱珍老人时，第一眼看到她，就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很多，完全不像是近90岁高龄的老人。她的皮肤还泛着光泽，脸上的皱纹也是浅浅的，斑白浓密的头发在头上打了一个结。即使是一只眼睛可能患有疾病，也还是能想象出她年轻时定也是一个爱美之人。见到我们，王爱珍老师很显然地非常高兴，迭声说着，感谢党和政府还记得她，那一口地道的长沙话真正口齿清晰。
采访中，她总是微笑着，高兴地给我谈起她参军的事、谈起她的爱情、谈起她的工作、谈起她的儿女、谈起她的现在。她给我拿荣誉证书，荣誉纪念奖，给我看她年轻时的照片、与爱人的合照、全家福。她少女的天真烂漫，仿佛又回来了，犹如盛开在四月里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