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女档案:王爱珍,1932年生,1951年进入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原陆军第二军独立团,后转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1973年回到岳阳纺织厂。现居长沙。
如今,前往新疆旅行的人们,莫不将阿勒泰圈于计划之内。而我,曾经在阿勒泰生活了二十多年。
16岁?其实我藏了一个小秘密
1951年春天,我裹着一件单薄的花棉袄,像往常一样向营盘街47号走去,心里却在燃烧着一团火:“我要去当兵”。
但我是不符合征兵要求的,第一关我就过不了。
征招文艺兵的年龄是12~16岁,而我已满18,肯定是不合格的,于是我壮起胆子说出了平生第一个“谎言”——户口本上写的“1932年”被我改写成了“1934年”……
我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母亲当时正身怀有孕,还有一两个月就要生产了,在得知新疆在万里之遥,很长时间我都不能再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我只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等母亲生完孩子,我再出发。”
18岁,一去就是万里之遥
小弟出生后没几天,我就悄悄收拾简单的物品出发了。因为等母亲生产,我比大部队晚一个月时间出发,现在的我只能拿着证件独自奔赴兰州军区了。
兰州,见到接站的同志,我便像找到了亲人。在原兰州军区的第一顿饭,就是一大碗面条,面碗比我的脸还大一圈,这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面条。
下一站,新疆之北境,阿勒泰,离我的故乡长沙将近五千公里。
这时,我离开家已经半年了,现在要走得更远,我突然觉得,我可能再也见不到父母了。
姑娘们背着行李依次登车。一上车,大家的情绪就和登车之前的叽叽喳喳不同了,各自默然找一角空当坐下来,靠在背包上,车厢里静静的。我攥紧了背包带子,眼睛盯着绷得发白的手指关节,眼睛也不敢眨,怕眼睛一眨,眼泪就会倒出来了。
20岁,这是绷了弦的阿勒泰
我所在的文工团里就我一个长沙妹子,我成了陆军第二军独立团的一员。
进疆队伍的前头是架着炮弹的卡车,每一台车都安排了冲锋枪护送,后面还有武装部队……
盘踞于阿勒泰的“巨匪”叫乌斯满, 乌斯满十分狡猾,被解放军追剿时他就带队躲进山里,平时化装成普通百姓出来行动,趁解放军不备便会杀人。
那时候,我们即使是晚上睡觉,也得安排两人站岗。
在阿勒泰,“站岗”不是“站”的,而是“卧岗”。
站着,大半夜的,即使你看到土匪来了,一切反应可能都已经来不及。必须“卧岗”,就是伏在地上侧耳朵听,用心听,以便及时听到遥远处的马蹄声……
大家到了阿勒泰不久就都学会了骑马,也都学会了贴着地面听声辨位辨物。
即使各部队如此小心警惕,还是会有悲剧传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所有人都迅速成长起来。野外行军的时候,夜晚要驻扎休息,男兵们都会在外围戍守,让女兵在包围圈里休息,气氛极其紧张。
当然,女兵们,即使是文艺宣传兵,每天也都要练习射击,这是遇到危险、遇到敌人时唯一对抗和自保的方式。
22岁,水到渠成的爱情和婚姻
初到阿勒泰,日子也还是艰苦的。大家就睡在一溜通铺上,靠墙睡的离火墙近还稍微沾点儿暖和,通铺中间位置睡的可冻得直哆嗦。到早晨起床一看,被子上居然还结了些冰壳壳。
我所在的文工团宣传队主要还是唱歌跳舞排节目,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慰问部队和当地百姓,当然也要去刷标语,到群众中间去开展一系列宣讲活动。除了宣传工作如火如荼毫不松懈,冬天我们会去帮当地人扫雪,夏天我们还会去帮当地人干农活……
而我的爱情,就在这中间不知不觉地萌发了。
我老公吕吉比我大8岁,他是甘肃人,从小也是个苦孩子。
我和吕吉同批抵达阿勒泰,他在宣教科,我在宣传队,都归属于政治部,经常要一起开组织会,偶尔还要一起学习。我们文工团有25名女同志,吕吉看我时的眼神会格外不同,而我在察觉之后,也对这个高大聪明的男子有了期待和喜悦。现在想来,最神奇的就是那个年代的爱情,我们互未表白,却互相懂得,从不曾约会,从不曾送过一份礼物,只是在开会之后同时离开,一路上聊上几句,然后满心欢喜地告别。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谈恋爱几年了,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在谈恋爱的。只是,我们自己心里知道。
1955年,组织上安排吕吉去新疆八一农学院上大学。临行前,组织询问吕吉的个人情感问题,吕吉向组织坦承了与我的恋爱情况,组织上便提议“先结婚再去上学”。
于是,那个云淡风轻的上午,我们还在兢兢业业地忙于工作,下午就接到了组织“同意你们二人结婚”的通知。两人的铺盖抱到一起,组织上又拿了一盘子糖果来让我们分发给战友们庆贺,我们这就结婚了。
新婚第二天,吕吉就扛着行李到八一农学院报到去了。
25岁,忘我的“阿勒泰”母亲
1956年,服从部队安排,我和吕吉转业来到了位于阿勒泰南麓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在建设兵团的十年里,我干过多种的工作——在农业化验室、云母加工厂、后勤商店、劳改大队部。
也正是在这十年当中,我先后生下两儿两女。
长女出生于1958年,这时候我已经离开故乡7年了,7年没有见过父母。
抵达阿勒泰不久,我一拿到参军证明书,便写信将证明书寄回了长沙。
1959年儿子出生,之后不久我得到了父亲病重的消息,离家10年,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故乡。父亲有万万千千的不舍,而我却只能陪伴他不到10天的时间,又匆匆返回阿勒泰。
1964年和1966年,我又分别生下了一女一儿,但我却没花什么时间来精心照料孩子们。
在兵团长大的孩子几乎没有娇气的,孩子们都是放在育儿所里统一照顾,父母照常忙于各种工作,基本不能在照料和辅导孩子上操什么心。好在我的孩子们都很争气,有一个还考上了清华大学。
42岁,离开故乡和回到故乡
1973年,我们全家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沙,从18岁到40出头,我在新疆待了22年,把所有的青春都留在了阿勒泰。
转眼又这么多年过去,我都已经近90岁高龄,但党和政府依旧没有忘记曾经援疆建疆的我们,时常送来关怀和慰问,这让我真的很高兴。
“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我也是后来从旁处知道,但我作为参与过新疆建设的女兵之一,心中只有无比的光荣与骄傲。现在,我有点老了,可我依旧乐观,依旧健朗而思维清晰,我每天都会看新闻,关注时事,有时候我也能从电视里看到美丽富饶的阿勒泰。在阿勒泰的那些年,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各项工作,直到现在才知道,原来阿勒泰是那样的美。可是现在,我们的祖国,哪里不是被建设得那么美的呢。
这一切,就是我们当年所奔赴的未来。
采访手记
这是一个乐观向上有梦想有坚守的老人
我采访的对象,是新疆阿勒泰二军独立团政治部宣传队的湘女王爱珍老人。
她住在长沙桔园小区,锈迹斑斑的铁门打开,一个健康老人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我微笑着走向前,说明来意,她马上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里去聊。只见我们一进门,老人便利落地随手关上了门,她笑着说是防止老鼠跟着窜进家里……
岁月浸染过的亭亭少女,如今变成了饱经风霜的娭毑。但在采访王爱珍老人时,第一眼看到她,就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很多,完全不像是近90岁高龄的老人。她的皮肤还泛着光泽,脸上的皱纹也是浅浅的,斑白浓密的头发在头上打了一个结。即使是一只眼睛可能患有疾病,也还是能想象出她年轻时定也是一个爱美之人。见到我们,王爱珍老师很显然地非常高兴,迭声说着,感谢党和政府还记得她,那一口地道的长沙话真正口齿清晰。
采访中,她总是微笑着,高兴地给我谈起她参军的事、谈起她的爱情、谈起她的工作、谈起她的儿女、谈起她的现在。她给我拿荣誉证书,荣誉纪念奖,给我看她年轻时的照片、与爱人的合照、全家福。她少女的天真烂漫,仿佛又回来了,犹如盛开在四月里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