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女档案：戴金元，1936年生，1952年进入新疆乌鲁木齐，在水磨沟七一纺织厂工作，后转业至长沙裕湘纱厂并在此退休，现居长沙。
当86岁的戴金元谈起在乌鲁木齐的点滴时，岁月雕琢的面孔难掩嘴角的上扬，她说：那些过往，自己从未淡忘。
瞒着父母，独上天山，对于16岁的她而言是青涩的冒险、是峰回路转的机遇、也是兜兜转转的重逢。共和国从百废待兴到大国崛起都映射在八千湘女的苦乐中，蓦然回首，这些往事并不如烟般消散，而似晚风徐徐吹来。 　　

“新疆这个地方，一听就好玩”
1952年，刚刚解放不久，那年我16岁，是长沙纺织厂的一名缝纫工人。
我的父母共生育了11个孩子，都住在乡下，我独自一人在长沙务工，租佃着房子。
那天，我从工友口中晓得国家要招人去新疆建设兵团参军。“新疆这个地方，一听就好玩!”我跟周围的人说。16岁，爱玩是天性，我想都没想就跟着工友们去报了名。
报了名后，我才晓得还要“考试”，每人发一张卷子，要求我们填写姓名、年龄、家庭情况、工作单位的信息等等，填完了就再回去等。我们都蛮希望自己可以“考”上。
等了几天，来了个人找我，他通知我被选上了。那时，我还没有告诉父母这件事，就自己回去准备了被褥，打好了被包，非常懵懂和冲动地跟着他们去了集合的地方。
一到集合的地方，我就傻了：乌泱泱百把号人被分配在一个房间里，都是长沙妹子，大家睡着大通铺，操着一样的口音，都在聊着新疆。
1952年2月8日，我们从长沙出发，坐汽车到武汉，再从武汉上了渡船。
西北干旱，水路少，陆路多，我下了轮渡，又转乘汽车。车往西北内陆开，第一站就是西安，在这里我们才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
往西走，就到了甘肃，白天路途遥远，尘沙漫天，到了晚上，我们就下车到村寨的马房里，用些干草垫着睡觉。
到了新疆境内，等过了吐鲁番的火焰山，我们才能在当地的饭店吃饭。
西北有一种蘸酱的馍馍深受大家喜欢，我们常常把酱吃了，馍还没吃完，一众人拿着干馍馍啃着，心里想的却是那口酱，同行的姐妹就叫我：“你再要点酱过来。”我偷偷摸摸溜到后厨，看到一大罐酱就摆在那里，一掀开盖，酱缸里竟生满了蛆虫，把我吓得不行。但为了捉弄姐妹们，我还是盛了些许，待她们吃完，我才带着她们来看后厨，突然打开生蛆的蘸酱罐子，她们扶着墙吐了好久，我却在一边大笑。
我也成了车队姐妹口中最调皮的那个。就这样，车子到了乌鲁木齐。

“小调皮”有小脾气，但样样都搞得
天山常年积雪，5月的乌鲁木齐还是很寒冷，一眼望去都是土砖砌的房子，想上厕所还得自己去外头刨坑。夜里，我和姐妹常约着一起去，我一看远处有星光点点，好似灯笼，就号召大家往那边走。“宝崽诶!那是老虎!”一位姐妹指着“灯笼”说道，吓得我们赶紧往回跑。
那时，到了夜里睡觉，我就想家。我一有脾气，早上就爱睡懒觉，故意不起床。一天早晨，领导来叫我：“人家都起床克!你怎么不起克!”我便答道：“来的时候说了有电灯、电话，现在我鞋都没有，我不起克!我要回克!”
嘴硬却也心软，辗转反侧中，我一边想回家，一边又迫不及待想要投入到工作中。
起初我被分配在水磨沟的七一纺织厂，在厂里，我是出了名喜欢和姐妹们打闹。
有一天，有个军人来找我。“那个小调皮在哪里?”他喊道，我应了他，他说领导让我去学习“会统计”，是一些算术统计方法。
我脑子灵，但就是不爱读书，于是我跟领导诉苦。领导知道后就安排了一位同行的、有文化的姐妹跟我一起，帮助我学习。
经过一段时间后，纺织局的领导来考察，看到我练习的样子，居然都夸起了我：“你看，这个‘小调皮’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样样都搞得!”
不久后，一位姓何的科长就把我调到了纺织局。
见我学过“会统计”，他让我负责印盖，还管着五个食堂，其中还包括一个专门的回族食堂，回族同胞口味不同，要统筹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食堂的北方厨师起初不太会烹饪，把南瓜劈成一半一半用水去蒸，蒸出来索然无味，我就告诉他们把南瓜切碎，放点水煮，加点糖更好吃。厨师按照我的方法，工友们都叫好。
工作进入了正轨，闲暇时，我们还开展了很多文体活动，部队里见我身材高大，就让我到乒乓球、排球、篮球队里打球，我们职工间时常开展比赛，时常打得面红耳赤的，都想赢。
不少的维吾尔族、回族职工都跟我关系非常好，他们不懂汉语，教我说维吾尔语，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说几句。

邂逅竹马，情葬天山
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我的生命中出现了另一个人，我的爱人李永昶。
那时，他是一名喀什边防战士，在宝鸡参的军。在长沙时，我们就是邻居，我记得他还背过我，我的哥哥和他同岁，也是老相识了。
1957年前后，他来到乌鲁木齐学习。我哥哥跟他写信，拜托他来看看我。
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来找我，有时约我去天山脚下的草原骑马。我不会，他就手把着手耐心地教我，怕我无聊，还拿些气球打枪给我解闷。再后来，我们恋爱了。
1958年，我们在新疆结了婚，还分到了房子，他因为是边防军，一直驻扎在新疆边境，掌管着储备枪炮的仓库，谁承想，他最终也牺牲在新疆。
结婚两年后，我生下了老大，思乡之情更甚，便考虑带着孩子转业回家。听闻长沙裕湘纱厂正好缺少工人，我就放弃了那时在新疆114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带着大女儿回到了家乡长沙。
就这样，我们夫妻两人，一个在天山脚下，一个在湘江水旁。
1972年，部队里发来电报，说李永昶病危，部队正把他从新疆送去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抢救，让我速去北京。
这是我跟我丈夫的最后一面。
1971年5月，那时中苏关系紧张。我丈夫奉命在靠近蒙古和苏联的边境设卡，在一次对峙中，苏军的武器击中了他。抢救过来后本以为逃过一劫，谁知一年后，他还是因胃部感染而离世了。
他的追悼会也是在新疆办的，天山最终成了他的归宿。
爱人去世后，当时组织上考虑到我军人转业的状况，在工资的基础上，还给予我了一份部队工资。慢慢地，国家富强了，我的退休工资、养老金也都涨起来了。
如今我已经老了，养育了三个儿女，安享晚年。偶尔我也会翻开照片，看着新疆的情景，看着爱人的容貌，也会回想起当年一起奋斗的时光。

记者手记：
让她津津乐道的，是趣事而非苦难
年过八旬的戴金元腿脚有些不利索，但谈到新疆时颇为兴奋。
讲述过程中，老人的思维不断地从长沙和乌鲁木齐来回跳动，我也和老人一同进行了穿越之旅。谈到路途中的种种细节，让她津津乐道的是途中的趣事，而非苦难。
怕语言的叙述我不能够完全了解，于是老人慢慢悠悠地去到卧室内寻找自己“精心打包”的相册，相册中有老人年轻的样子，也有暮年的样子。由于年纪大了眼神不是很好，她边用手找，边比划着问我：“这张是在新疆吧?”我拿到照片看过后，判断应该不是，老人微微一笑，继续耐心地一张一张向我介绍着，找寻着口中叙述的场景。
而让她唯一觉得有些伤感的就是丈夫的去世，回忆起当年走马天山的浪漫场景，老人的眼神愈发亮了起来。她一边讲述着日常的生活，一边非常肯定地向我描述着那些听起来十分魔幻的故事，似乎让整个西域之旅又蒙上了一层超现实的神秘面纱。
我几次因为怕老人叙述时间太长而乏力，于是希望她短暂休息后继续进行采访，但都被老人拒绝了。叙述的停顿间隙，她就一个人静静地在沙发上坐着，整理着有些凌乱的照片，仿佛再次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