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
“潇湘之源”永州近年来以“千年打卡地”成为新的网红旅游目的地。在这里“打卡”过的有从汉朝和三国走来的武将黄盖和蜀相蒋琬，有从唐宋走来的柳宗元和周敦颐，有从书法里走来的怀素、颜真卿、何绍基……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永州市江永县“打卡”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现存的性别文字——女书。
5月下旬，湖南今日女报社原副社长聂朝霞随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组织的“文化助推永州乡村旅游”考察组一行，前往永州各县考察。在参观江永女书生态博物馆时，与女书相遇的她倍感亲切，不但对女书的认识变得立体起来，而且对这种世所罕见的文化现象有了新的感悟。

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
第一次听说江永这个地方，是1978年3月8日，我进入大学读书的第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一位来自江永县的女同学，为我们寝室的全体室友描述了她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期间，亲身经历的江永女子哭嫁的故事。她的讲述绘声绘色、生动幽默，让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
而第一次知道江永女书，是上世纪80年代初通过当时《湖南妇女报》(《今日女报》前身)的一篇报道了解的。
这篇报道是我十分尊敬的同事、时为湖南妇女报社记者的袁碧云采写的。当时应该离江永发现“女书”的消息公布不久。
自此，江永女书习俗这一独特的文化奇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断断续续地有一些关于女书的研究和传承的信息见诸大众媒体，不断加深着我的印象。我也慢慢弄明白，原来我同学描述的江永女子哭嫁，其实就是江永女书展示和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坐歌堂。
上世纪90年代末，著名女性学研究专家、河南大学教授李小江来湖南长沙参加学术研讨活动，今日女报社邀请她做客并座谈。她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表示感到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对一些反映女性问题的文物和文化现象做抢救性的收集和研究，想建造一个女性博物馆，其中重点讲到了江永女书。她的讲述又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江永女书价值的认识。
如今，以原生态方式展示女书习俗文化空间的女书生态博物馆，就位于女书文化核心流传区——江永县上江圩镇的浦尾岛上，是湖南省唯一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是女书习俗这一文化空间得以活态传承的标本。

女书的阅读方式一定要唱诵
一座悬于潇水之上的小桥，将我们引领上了蒲尾岛。
走近女书园大门，就见四位女子用女歌唱起了欢迎歌，虽然听不懂，但从她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读出了真诚和欢快。大门内影壁上用女书书写了四个菱形大字。讲解员介绍说，这四字意为“江永女书”。
院内设有“女书学堂”，是进行女书学习和女书习俗培训的课堂。
我们坐在学堂的课桌旁，认真听讲解员给我们授课。
讲解员介绍，女书习俗主要在江永县上江圩镇及其近邻一带的妇女中传承，是以妇女所专用的一种特殊表音文字体系为内核的社会文化现象，其中的女字(通称“女书”)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现存的性别文字，女字、女书作品、女歌、女红及其传承的相关民俗构成了丰富而立体的女书文化空间。
2002年4月，女书文献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5年10月，女书以“全世界最具性别特征文字”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2006年5月，女书习俗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独特而丰富的女书民俗，如坐歌堂、贺三朝、结拜姊妹、斗牛节、过庙节等，为女书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女书文化包涵了语言学、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妇女学、民俗学以及民族文化史和民间文学等多学科信息，为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讲解员说，女书作品基本上都是长诗体韵文，90%以上是七言，偶见五言、杂言。女书的读音是根据当地永明方言来注音的(江永县原名永明县，1956年改称现名)，女书的阅读方式一定要唱诵，大多用一种特定的比较低沉、哀婉的曲调吟唱。通常，只有有一定文化基础和社会地位的女性才能书写女书，但大多数女子都能识女书、唱女书。随后，讲解员在黑板上板书了女书的几种笔画和“女”字的写法。
很快，之前唱欢迎歌的四位女子走进课堂，手持写有女书的纸扇、手帕、女红绣品等，与讲解员一起表演了女歌唱诵，曲调婉转，表情生动，让人难忘。
在博物馆展览室，我们了解了女书的发现、起源、流传、传人、词典、影响等信息。1931年《湖南各县调查笔记》的《花山》条中，有“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的记载。
而让人意外的是，尽管研究者们付出了很多努力，女书的出现源于何时目前仍没有定论。相当一部分学者认同的说法是女书的产生年代不会早于明代，并且盛行于清末和民国时期。

为什么史书和方志没有记载女书
我作为一名在女性媒体工作了36年的新闻人和职业妇女工作者，关注女性问题已经形成了习惯。
走出女书博物馆，我一路都在想：为什么女书和女书习俗这种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性别文字和独特文化现象会在江永上江圩镇一带产生?为什么作为一种在当地妇女中曾经十分盛行的习俗和文化，史书和方志竟无半点记载?
从地理位置来看，江永地处五岭，自古被称为“烟瘴之地”，曾是贬官流放之乡，并非文化和教育发达之地。在过去，这里的妇女跟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一样，除了跟男人一样受政权、族权和神权的压迫，还深受夫权的压迫。女子从年少起所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化，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在家庭里地位最低。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产生女性文字的土壤和基础，但恰恰是在江永这个离核心文明较远、经济相对落后的“蛮荒之地”，产生了女书和女书习俗这种独特的女性文字和文化现象，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我想，或许正是因为当时这里的妇女受压迫最深，在社会上和家庭里没有半点话语权，才将这里女性的愤怒和才情激发了出来，从而创造了女书，并通过女书来诉说女子所受的苦难(女书内容本质上是一种诉苦文化)、凝聚姐妹之间的感情(女书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结交文化)，坐歌堂、贺三朝、结拜姊妹、斗牛节、过庙节等就是女书流传的表现形式和平台。从留存的部分女书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妇女不乏热情、勇敢，她们以各种方式与封建礼教抗争，形成了女子自己的话语权。
女书作品几乎都是唱本，其创作者是当地精通女书的“知识分子”，用女书中的说法叫做“君子女”“歌头”。这样能唱、能写又能创作女书的妇女不多，她们是女书的教授者、传播者。
这些妇女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往往以她们为核心，以女书为灵魂，凝聚着一个个女性社团——结交“老同”的姊妹群体。
按说，这样一种在当地闹出了很大“动静”的习俗和文化，是应该有文献记载的，官方的史书且不说，但就连族谱碑文之类的方志也无一记载，好像女书从来不曾存在过似的，令我们这些后辈大为不解。
究其缘由，我想根源仍在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从上到下的当政者都是男人，他们基本漠视女性的存在，从来不关心女人的需求是什么、女人在想什么，即便女子创造出了“另搞一套”的女性文字，女书习俗闹腾得惊天动地，男人们仍然视而不见、不屑一顾，不屑去了解，不屑学女书，更不屑将女书记录在案。
此外，通过女书和女书习俗同封建礼教抗争，毕竟只是有限的文化抗争。女书所激起的妇女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是模糊的、自发的、有限的低级形态，没有形成政治力量。因此，女书在历史上的社会影响和作用是很有限的。
但是，在绵延了几千年的旧制度下，妇女们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和智慧，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将自己受压迫受歧视的痛苦写出来、唱出来，这是个了不起的创举，在我国妇女的发展史上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值得一提的是，江永县委县政府对女书及女书习俗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令人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