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民政部官网日前公布的《2021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213.9万对夫妻完成离婚登记,登记量比2020年同期(373.3万对)下降了约43%。这一离婚登记率下降的数据,在长沙市望城区创立的“幸福号”婚姻家庭调解综合性服务平台上也得到了印证,截至今年4月,“幸福号”共计接待离婚调解4643对夫妻,调和2021对,调和率达到43.5%。
如何通过婚姻调解工作,更好地维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在近日完成的这份以望城区10年离婚夫妻案例为研究对象的课题论文——《和谐家庭 幸福望城:探寻望城区婚姻调解工作背后的民生幸福密码》中,你或许能找到想要的答案。
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中,望城区婚调委以“多元大联动”化解“家庭小问题”,在全国率先开创“行专结合”婚调模式,取得了积极效果,也获得了联合国妇女署及全国、省、市妇联的一致肯定。
数据70%左右的离婚由女性主动提出
“婚姻问题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就想通过深入的调研报告,形成一个成果,帮助我们把婚姻调解工作向前延伸,尝试把问题消化在萌芽状态。”4月25日,望城区妇联副主席何莉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为了能够让婚姻调解工作达到预想的效果,首先,就是要理清楚,离婚夫妻为何要离婚,以及随着社会的发展,离婚率和离婚的理由是否又有变化,婚调工作又面临着什么新的挑战。
为此,望城区妇联联合区政法委、区委党校、区民政局婚调中心,以望城区从2011年至2021年十年间离婚夫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一些基本信息,区民政局婚调中心从2017年至2021年4643对夫妻的婚调案例信息,以及区妇联、区人民法院等部门的婚姻调解工作经验及婚调案例等,结合国家统计局、民政局、最高法公开发布的近十年婚姻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调查比对研究。
通过研究发现,近十年来(2011~2020年),望城区离婚率变化和全国离婚率一样,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而2017年,受长沙市房地产限购政策影响,不少夫妻为了能够买房而“假离婚”,导致当年离婚率大幅攀升。2018年过后,得益于望城区经济建设持续保持快速发展,离婚率总体保持稳定。
直到“离婚冷静期”制度正式实施后,2021年上半年,望城区离婚登记对数出现了大幅下滑。
在众多离婚案例中,80后夫妻成为离婚夫妻的主要群体,90后夫妻离婚比例逐年增多。在这些婚姻中,“闪婚闪离”的现象凸显,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的夫妻高达7%,不到7年的占比45%,年轻人经营婚姻的能力亟待成长。
而随着80后、90后受教育年限大幅度提高,离婚夫妻中虽然初中文化程度的占比最高,但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逐年增多。十年以来,初中文化程度的离婚夫妻占比从53%下降到35%,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占比从33%下降到28%,而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从7%上升到30%。
在性别方面,研究人员发现,在望城区“幸福号”接待的4643对夫妻中,70%左右是由女方主动提出离婚。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敢于挣脱不幸的婚姻,自主选择自己的幸福。
分析5大因素成为离婚主要原因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成功进行婚姻调解,就要知道造成离婚的主要原因和因素。研究人员经过综合分析,发现影响望城区离婚态势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是社会因素。人口流动迁移会增加夫妻离婚风险。大量“洗脚上楼”(由农民变为城区居民)的农民和邻近市县迁入的“新市民”,因流动迁移引发的婚姻问题更为突出。尤其是当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互动越多,充分融入当地交往圈子和文化生活后,就会提高婚姻期望值,对现有的婚姻产生失望。
第二是经济因素。近年来,城市针对务工子女的政策福利增加,大量年轻农民工夫妻携子女举家迁移到务工城市生活,但城市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子女教育负担重,这些都不利于夫妻间的感情培养。
第三是文化因素。过去中国人的婚姻观念比较保守,认为离婚是“家丑”,许多婚姻都将就、凑合着过。而现在,年轻人的婚姻观念则看得更开放、更简单、更随意,认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合适就在一起,不合适就分开,注重一时感觉而不考虑实际生活,轻率结婚草率离婚,“闪婚闪离”“隐婚隐离”现象日渐增多。
此外,登记制度繁简影响夫妻离婚预期和住房限购政策催生新式“假离婚”分别成为了影响望城区离婚态势的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
案例让分房近十年的夫妻重归于好
望城区雷锋政府超市3楼,婚姻登记处的旁边,是望城区婚姻调解中心,周浪是婚调中心的执行主任,她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为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离婚问题,望城区在全国率先开创了“行专结合”的婚调模式,包括区政法委、区妇联、区民政局、区人民法院和区司法局在内的多部门联合创立了“幸福号”婚姻家庭调解综合性服务平台,构建了覆盖全区的三级婚调工作网络。
为了给需要帮助的夫妻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婚调中心组建了职业化队伍,不仅有专职的工作人员,还有不少专业志愿者,“其中超过20位志愿者持证上岗,他们拿到了区婚调委统一颁发的‘婚姻家庭调解员’培训证书”。
一次,一对夫妻到离婚登记处来想要离婚。周浪赶紧让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调解。
经过第一步的“背对背谈话”,工作人员了解到,这对夫妻已经结婚20多年,但两人已经分房近十年。直到最近,因为叫夜晚外出打牌的丈夫回家却遭到了敷衍,妻子一气之下,提出了离婚。
“丈夫的冷漠让女方觉得他把自己当作了空气。”周浪说,而男方却认为是女方的“咄咄逼人”让他失去了表达的欲望。
“很明显,这是一个因为沟通不畅导致离婚的案例。”周浪补充道,“在婚调中心,这一类的案例比较多”。
分别了解了双方对于这段婚姻的看法、离婚的原因和心里的需求,等到双方的心情逐渐平复后,周浪让两人重新坐在了一起,挑出婚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分歧,分别让两人回答,让对方通过第三方的询问,学会倾听对方的看法。
“如果这样还不能解决问题,那我们就会分析导致他们离婚的‘导火索’,帮忙解读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寻找解决问题的步骤。”在周浪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这对夫妻逐渐意识到,十几年来,他们一直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不会倾听对方的发言,导致沟通不畅。
“随着调解案例的增多,我们也逐渐形成了一套专业、完整的调解流程。”周浪告诉记者,在调解最后,面对着和好的夫妻,工作人员总结分析完毕后,会让他们向彼此道歉,牵手或者拥抱。
“婚姻调解没有成功与否的说法。”周浪说,只要有离婚意愿的夫妇接受了调解,这就是一种成功,尤其在有一方有明显过错的离婚案例中,工作人员并不会一味地调和,“要让没有错误的一方明白有错的不是他(她),要鼓起勇气继续以后的生活;也要让有错的一方认识到错误,承担起责任”。
创新“情理法”协同破解婚姻疑难
除了打造“幸福号”,在婚调委的统筹协调下,望城区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社会组织,行政部门与专业组织分工合作,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一是专业咨询干预,“望闻问切”侦破夫妻矛盾焦点。婚调中心接待夫妻来访,由婚调中心专业婚姻咨询师、专业婚姻家庭社会工作者采用“望”(观察)、“闻”(倾听)、“问”(提问)、“切”(沟通)等专业技术,找准夫妻婚姻问题焦点,对夫妻进行必要的心理调适,调和夫妻矛盾。
二是志愿律师介入,“一述一评”分析双方合法诉求。针对夫妻利益纠纷争议较大,一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例,婚调员将邀请志愿律师介入,“一述”即当事人陈述自己的诉求,“一评”即志愿律师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分析当事人诉求是否合理合法,并提供专业法律建议。在“一述一评”的过程中,帮助双方调整立场,调和矛盾。
三是多元力量联动,“情理法”协同破解疑难案例。针对夫妻矛盾较大的离婚案例,婚调中心将协同妇联、司法、街镇、村(社区)等多元力量,共同上门开展婚调,人民调解说“情”,行政调解说“理”,司法调解说“法”,与专业调解相互配合,“情理法”共同发挥作用。
截至今年4月,“幸福号”共计接待离婚调解4643对夫妻,调和2021对,调和率达到43.5%。
通过一系列分析研究,课题组成员认为当代中国的婚姻关系已从粗糙但稳如磐石的“石器时代”逐渐进入精美但又容易破碎的“瓷器时代”,幸福又稳定的婚姻,既需要夫妻共同悉心经营,也离不开政策支持。
因此,他们建议在今后完善婚姻调解工作中,要营造家庭支持政策环境,为家庭减负;要维护女性婚姻家庭权益,为夫妻立约;要培训新型婚姻观念文化,为幸福导航;要提升婚姻调适服务水平,为婚姻保质;要强化婚调工作保障机制,为婚调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