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正元看来，托育中心的盈利有明显的天花板。“国家明确规定了带教老师和孩子的比例，并规定托育中心必须在租金比较高的一楼，家长对价格接受程度也有限。”他认为，只有做到相当规模，才有可能实现收支平衡或者盈利，但目前大多数机构做不到。
“再加上这两年受疫情影响，行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唐正元说，大多数营利性中小型托育中心为育婴员、保育员自主创业，或者是原来的早教机构、幼儿园做服务延伸。如果个人财力、资源不足，撑不住就会关门。
另一方面，国家对托育行业的补贴一直在发力。2019年10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对示范及社区托育机构每个新建托位补贴一万元。至今，湖南省已成功申报了三批，走在全国前列，其中长沙争取到2055万元。
不仅如此，长沙市作为湖南省的先行者，2020年底还印发了《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各级人民政府和部门采取提供场地、减免租金、补贴运营经费等措施，加大对社会力量开办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支持。在长沙社区的普惠托育中心，享受社区用房，减免租金、居民水电同价等等优惠扶持。
邓燕燕和杨红霞告诉记者，他们并不知道政府对托幼机构的扶持政策。唐正元则对记者表示，湖南省对托育行业做了很多扶持工作，但整体来说，托育行业在湖南还是发展很不平衡。

人才现状：育婴师师资紧缺，准入门槛不明确
困扰托育中心创业者们的，还有紧缺的人才。
早在本世纪初，我国就诞生了育婴员职业，由国家人社部颁发育婴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在2009年《育婴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材中，这样定义育婴员：“与过去的保育员和家政服务员有联系，也有一定区别，专门指进入社区、家庭或早期保育机构中为0~3岁婴儿的早期保育、教育和综合发展提供科学、适宜的指导。”显然，育婴员即专门照料0~3岁婴幼儿的职业人员。
目前，被认为具有育婴员准入证书效力的包括育婴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教育部的1+x证书等等。但在唐正元、邓燕燕等一众托育中心负责人看来，获取这些证书的培训时间短，而且培训的技能脱离实践、含金量低。
湖南第一师范学前教育专业负责人万湘桂告诉记者：“湖南的首批育婴师培训是2007年开始的，当时培训比较规范，后来随着各种职业培训机构的介入，市场逐渐变得非常混乱，形成恶性竞争。”她进一步指出，国家虽然有育婴员国家职业标准，也有明确的培训内容和课时的要求，但是很多培训实际上如同虚设。“育婴师培训机构准入门槛不明确，培训质量缺乏有效监管。很多机构只有考评过程，没有培训过程，而且通过率非常高。拿到证的育婴员的能力与知识与实际具有的能力相差太大。”万湘桂说。
由于准入门槛不统一，大多数企业选择内训(育婴师)，而相当部分的小型托育中心又没有内训能力，为带教老师的保育能力带来隐患。
另一个困扰托育中心负责人的问题是，一线老师流动量太大。“工资不高，生活老师普遍只有2000多元月工资、社会地位不高、压力大，这些都是老师离职或流动的原因。”唐正元说，其实育婴师的专业知识只占其职业素养的一部分，甚至是不重要的那一部分。职业心态、道德素养，抗压力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才是这个职业的核心。
“3岁以下的孩子，老师的心理健康水平特别重要，老师爱不爱他们，孩子不会说，但其实全部感受得到。”唐正元说，因为孩子太小，有时家长们对小孩互相打闹留下的手印子、蚊虫叮咬痕迹都很敏感，也需要老师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和抗压能力。
唐正元就曾遇见过一个员工，理论操作都没问题，考试考核成绩也很好，但是一上岗，孩子一哭闹，或者家长话说得比较重，就受不了，马上就要离职。
杨红霞在总部培训时，曾目睹一个更典型的案例。某同行的带教老师在试课过程中，曾在背身对孩子的那一刻没笑，就被总部考核筛下来。“因为这说明她心中没有爱。”杨红霞说。
为了让带教老师保持较好的耐心和精神状态，唐正元专门为老师们预备了一支心理咨询团队，常常举行团建活动，用党建和传统文化培养老师的信仰。而邓燕燕和杨红霞则更多依靠与老师们多年的“战友情”和县城里千丝万缕的人情关系。
无论他们采取什么办法，他们都承认人才十分短缺。“应聘数百个，能留下一个就很不错了。”杨红霞说。

发展现状：初生三年，监管与扶持并行
“目前全省备案托育机构近400多家，全省总体大概有10多万个托位。”湖南省卫健委人口检测与家庭发展处副处长戴亮告诉记者，之所以托位数是一个预估数字，是因为相当多的小型机构不登记、不备案，“除非群众举报，不然难以发现。”她说。
按照国家规定，托育机构分为营利性质和非营利性质，非营利性质划归在机构编制部门或民政部门注册登记，而营利性质则由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托育机构应到卫生健康部门备案。整体托育机构发展由卫生健康部门牵头。
备案并非强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幼儿园经营的托育机构(园中园)被划归教育部门主管。不同的管理部门导致各种类型的托育机构并不能划归一处管理。目前的监管形式主要以卫健委联合各类执法部门开展综合执法检查完成。
更令戴亮感到监管难的是，托育机构的一些保育细节，除非24小时监控，否则总会存在空白。“比如宝宝一天要换5片尿不湿，托育机构3片一天，怎么监管?”她认为，婴幼儿照护机构的监管应该包含卫生、消防、食品安全、教育等等众多内容，因此需要建立监管的联合机制，比如联席会议制度等等。
除了一些基本的安全，部分托育机构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胜出“过度早教”也是监管难的一大重点。“实际上国家的精神，托育以保育为主，而对于过度教育是批评的。托育应该和早教区别开来，托育是顺应孩子成长，而不是以教育为主。”
在戴亮看来，湖南整体入托率不高，主要是两种原因。一方面是托位不够。“虽然湖南省是申请国家的普惠性托育专项行动是最多的，但依然是杯水车薪”。而另一方面就是家长接受程度不高。
“高端托育机构1个月1万6千多元还供不应求，而一般的中低端托位则往往供大于求，实际上这个需求并不是没有，而是还没有被激发出来。”戴亮说，家长不信任，对托育机构的安全抱有怀疑是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好的监管制度，也能更高的提高入托率。目前，湖南也正在筹备省级婴幼儿照护指导中心，各市州也都在筹备依托妇幼医院的托育中心示范点，“以普惠性的价格为主，托位费大概1000多元一个月。通过公立性质的托育中心提高入托率。”
“发展0~3岁婴幼儿照护事业可以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没人带养的生育困境，缓解当下养育难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提高大家的生育意愿。所以，大力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是助力三孩生育政策落地、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万湘桂说。从2019年至今，托育行业初生“三年”，像它所服务的对象一样，是名“婴幼儿”，“它有太多的困惑和未知，也需要更多引导和扶持，但即便如此，它也意味着更大的希望”。

家庭如何选择托育中心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副教授、学前教育专业负责人 万湘桂)
(1)师资队伍的专业程度、水平和综合素质。因为老师是婴幼儿的启蒙关键，是较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
(2)理念与课程。每个托育机构都有着自己的一套理念，要看看这所托育机构的理念是否与自己的宝宝培养目标一致。再好的理念也是通过课程来展现的，所以在选择之前，家长可以先试听课程，这样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更好地做判断和选择。
(3)设备安全性。首先基本的安全通道和针对孩子的安全措施要有，其次就是热水和电源处有没有做相对应的防护措施，最后就是宝宝经常接触的玩具、教具有没有达到安全和卫生标准。
(4)关爱孩子并能够指导家长。看老师是否发自内心的爱孩子和呵护孩子，以及责任感和服务水平能否达到家长的预期。能否给家长带来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老师对孩子进行观察、记录，分析儿童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且针对性地帮孩子规划发展，并与家长沟通，家园共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