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爱玩手机，手机被我拿掉了。孩子不去上学，还寻死觅活。怎么办?”这是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经常被家长问到的一个问题。
30多年来，湖南益阳桃江人詹大年先后做了四所学校的校长，但“校长越做越小”——从管上千学生到管几十个孩子，从公办到民办，从“择优”到“择差”……一直到10年前，他在云南省昆明市创办的这所丑小鸭中学。丑小鸭中学是一所面向初中阶段“不适应传统教育的学生”的民办初中。这名在“问题孩子”中间呆了10年的校长，把自己的微信号、手机号、QQ号印在学生的作业本上，旁边附着一句“任何时候校长都会帮助你”。
对于开头那个问题，詹大年会不慌不忙地告诉家长：“我告诉你一个方法，3分钟解决问题——你先把手机还给他，告诉他底线是上学。”
有家长很疑惑：“我把手机还给孩子了，孩子高高兴兴上学去了。但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他会不会又发脾气?”
詹大年说：“会!但守住底线的妥协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在他看来，很多人只注重“解决问题”的结果，“其实，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教育才会真实发生”。
校长的自我介绍： “问题孩子他爹”
“丑小鸭中学”这个校名是当时昆明市政协一位领导取的。詹大年回忆：“我说这个名字太好了，但其他人都反对。有人甚至反问我：这个名字怎么招生?”
在詹大年眼里，他才是丑小鸭，招收的孩子其实都是未来的“白天鹅”。
1981年，从师范毕业的詹大年被分配到一所离家三公里左右的乡村中学。一路从普通教师升到语文教研组长、教务主任、校长后，2000年冬天，詹大年突然辞职不干了。他告诉记者，“走后门”要进来读书的太多了，他看不惯那些不择手段挖优生、赶差生，千方百计捞油水的校长。
“我想给自己找一条生路。”詹大年说，随后，他和妻子杨柳芳离开湖南，离开了那个留下他奋斗足迹的故乡，去探寻自己的教育梦想。
2011年，詹大年创办了丑小鸭中学，专门招收来自全国各地初中阶段家长管不住、学校管不了、厌学、弃学、游走在社会边缘的孩子。“当时看到很多孩子被说成差生没人要，太可怜了，我想了想，要把这些孩子收回来，优(等)生我就不要了，只要人家不要的。”
逃学、喝酒、夜不归宿的女孩，打群架、偷母亲手机、多次被其他学校开除的男生……丑小鸭中学的招收对象，就是这样一群被贴上“问题孩子”标签的学生。“许多孩子都是被家长绑来的，或者被‘骗’来的。”詹大年说。
“问题孩子他爹”，是詹大年名片上的自我介绍。詹大年说，丑小鸭中学是一所正规的初中，开设了初中阶段所有课程。此外，他还有针对性地开设了军事、心理、瑜伽(女生)、艺术、人格、健康、表达、梦想等10余门校本课程和学生社团等自由课程。
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建立关系
多年的教育实践和思索，詹大年逐步形成这样的教育理念：社会是关系的产物，有好的关系才有好的教育，而有好的设计才会有好的关系。
一名14岁的女生，先后转过六所学校，最后被家长送到丑小鸭中学。第一天，女生“挑战”詹大年，问道：“我好看吗?”詹大年说好看。她追问：“我化妆好看吗?”詹大年还是说好看。女生说：“那明天化妆给你看。”詹大年回答：“你不化妆可能更好看，因为人最漂亮的就是青春。”
女生继续不依不饶，她又问詹大年在学校可以谈恋爱吗，詹大年告诉她：“等哪天你看上谁或者谁看上你，你再来问我这个问题。”
“很多人会觉得，校长怎么可以这样说，在学校里怎么可以谈恋爱?但我这样说，不光是为了解决问题，还有建立联系。”詹大年解释，实际上，她第二天没有化妆，她是在找主体的存在感。
“对她来说，这是她的生命需求。生命需求是从身体里生长出来的。当一个人的生命需求被觉察、被关注、被理解、被满足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幸福的。使人幸福，是教育唯一的价值。如果教育不能使人幸福，那要教育干什么呢?”詹大年说。
有一名13岁的男生，因为“调皮”被爸爸从南京送到丑小鸭中学就读。
“到我们学校后，他说自己不想上课，我问他想干什么，他说想画画。”詹大年就给了他一间教室，让他自己去画画。
有一次，詹大年问男生：想参加中考吗?男生说很想，但他觉得自己考不上。因为他考的最高分只有200多分，而中考要500分。詹大年告诉他：如果你能考500分，我就把你送到最好的高中。结果，他考了501分。
“你关注了孩子，你承认他的价值，你和孩子建立了联系，他不变好都不可能。”詹大年说。
失去自我的教育，是最失败的教育
在詹大年看来，那种使学生失去自我的教育，是最失败的教育。
“教育的目的不是面向考试，也不是面向工作，而是要会生活。”詹大年说，会生活，孩子就会认知、会评价，可以认识自己的价值，才知道生活的方向、意义、目标，知道幸福的体验，“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孩子今天考第一名，明天考第二名，还是会痛苦，因为这些东西跟他的生命价值没有关系，他被控制了，这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双减”政策发布以来，很多家长感觉很困惑，网络上也经常出现《“双减”之后……怎么办?》之类的文章。在詹大年看来，“双减”的本身就已经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学生如果只被考分衡量，考分决定孩子一切，那么孩子就成了一些人‘成功’的工具。”詹大年认为，孩子在分数上的成功，只是成年人“成功”的副产品。在这些“成功”的利益后面，是无数悲壮的故事。“如果，教育是为成年人的利益设计的，不管怎么‘改’，也不管如何‘减’，最后都是成年人拿‘一切为了孩子’当借口，在孩子身上打主意。”
批评，必须让孩子看到希望
在一个专门接收“问题孩子”的学校里，如何批评和认识批评，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一个犯错的孩子，在他最需要被尊重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尊重，他应该会终身铭记。詹大年说，“和谐的批评让孩子感受和谐;善良的批评传递给孩子善良;蛮横的批评让孩子学会蛮横。有些错误，孩子可能一辈子都改不了，但我们批评孩子的态度可能会影响孩子一生。”在丑小鸭中学，詹大年进一步理解“批评”：进行批评的目的不是分胜负，而是为了帮助孩子建构自我意识、融洽师生关系。如果师生关系“玩不下去了”，那批评无疑是失败的。如果孩子也感觉自己的生命“玩不下去了”，他的人格就可能解体。
詹大年从不抱怨“现在的孩子太脆弱”，而是确信他们经常被不适合的批评伤害。“我们要善于使用描述性批评，而不是评价性批评。对孩子的错误加以描述，就事论事，保持态度中立，不谴责、不侮辱。这样孩子就容易重新认识自己、反省自己。”
批评，必须让孩子看到希望。因为，人人都活在希望里。
有人看到“问题”，有人看到“孩子”
詹大年坚定认为，不是“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而是大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问题孩子’四个字，有人看到的是‘问题’，有人看到的是 ‘孩子’。”十年间，詹大年创办的丑小鸭中学帮助2000多名这样被贴了标签的“问题孩子”和300多名患抑郁症的学生回归到正常的状态。
有人问过詹大年一句话：你们学校的成功率是多少?詹大年说：“如果一定要以升学率来代表成功率的话，成功率不高;如果要以孩子能正确地认知自己的价值，能回归正常的生命状态，成功率是100%。”
云南出版集团曾经出版过一本名为《丑小鸭校长与白天鹅孩子》的书，书中收录了詹大年2011年至2016年的教育笔记。这本20万字的书由丑小鸭中学9名在校学生编辑整理，主编是当时丑小鸭中学8年级学生徐怡洁。
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徐怡洁写道：“没有人知道詹校长为我们付出了多少，只知道我们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今天的翱翔。在教育路上长跑了多年，他从未抱怨过。我们把他对教育的感悟整理成书。这书里，满满都是我们对他的爱。”
孩子写下的这段朴实的话让詹大年泪流满面，他觉得，这10年的付出，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