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屋的木箱子，用便笺贴着“杨”“王”“李”，一个个摞起来，摞出三面墙——这已经是湖南某县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仍不算什么。且看对面女人手里端着的这个：纸张略微发黄，字迹却清晰——这是一本清朝宣统元年的湖湘族谱，记载了中国自科举制创始以来，拢共700多位状元郎中的一对姑表兄弟。
“这可是个大宝贝。”女人摩挲着族谱说，她叫杨岳平，任湖南炎黄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生长于湖南长沙，今年56岁。40多年前，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族谱这一听上去略显“陈腐”的事物，就成为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今40多年过去，她已成了湖南族谱收藏、研究的第一人。
一个女人，为何去研究族谱?有人曾如此质疑，杨岳平对此观念一笑置之。“族谱上三分之一是写的女人。”她说，近代更是如此。通过族谱记载的史料，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的身份得到了确认，杨开慧于历史之外的生平也得到了更细致的描绘。
“历史就是一个大的版图，地方志是河流，而族谱就是其中茂密的森林和那些缤纷的花花草草。”杨岳平说，如果忽视族谱的研究，再宏大的历史也是“空”的。
全家齐上阵手抄族谱
很小的时候，杨岳平的周末活动就与众不同。父亲原是湖南师范大学的教授，一到休假，就抱着她到岳麓书院去逛。
彼时的岳麓书院杂居着各户人家，像个大杂院。到处都是乱糟糟的，杨岳平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但父亲望向那残砖破瓦的眼神里却充满深情，即使过了40多年，杨岳平也能回忆起那种眼神。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岳麓书院开始修复，要办《岳麓书院通讯》，常年在此流连的杨布生，也就是杨岳平的父亲，成为编辑人员之一。他撰写了一篇关于清代岳麓书院著名山长(即岳麓书院主持人)罗典的文章，轰动学界。杨布生也因此发现，岳麓书院有千年历史，却没有一本系统介绍作为岳麓书院灵魂人物山长的集子，他下定决心，要出一本《岳麓书院山长考》。
杨岳平回忆，整整11年，他们全家6个人几乎是围着岳麓书院转，岳麓书院历任多位山长，其中只有21位能在现有的历史资料上找到记载，其余36位的文字资料全部从族谱中找出。家里分工明确，妈妈和4个女儿齐上阵，四处寻找、抄录相关的族谱资料。湖南图书馆、湖南师大图书馆、各县级图书馆、档案馆、旧书店，她们上门一点点地抄谱，抄不了就复印。彼时，杨家父母一个月工资才几元钱，花在复印上的钱就好几百。
杨岳平记得，妈妈曾对她说，你爸就像一头牛，他在耕种，我们得把草给他带回来。
就这样，1986年10月，作为湖南大学六十周年校庆、岳麓书院1010周年院庆学术讨论会书院研究主要成果的《岳麓书院山长考》付梓出版，填补了这所千年学府的历史资料空白，同时，他们父女也彻底和族谱结缘。
“那个时候二十出头，一到放假，没什么心思去玩，就赶回家帮父亲整理族谱。”杨岳平回忆，大学毕业后，她分配到株洲工作，周末的时光，往往就是在这些故纸堆中度过。她并不觉得族谱上记载的是沉重刻板的“文献”，反而觉得那些老祖宗的名字都是活的，他们穿越百年，用另一种口吻在跟她讲故事，她为此痴迷，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几乎不知疲倦。
1993年，时值改革开放，各处都在吸引华侨投资，华侨一落地，往往第一件事就是寻根。全国各地也兴起了修谱、收谱的风潮，杨布生成为其中扛鼎之人。2008年，杨布生过世，经常被父亲带出去“见人”的杨岳平成为了父亲事业的接班人。
女人身影占领了族谱的三分之一
最初研究族谱的时候，杨岳平怎么也不会想到，它会成为研究湖湘女杰历史的重要材料。
2015年盛夏，她正在汨罗市弼时镇群谷村收谱，突然一个村民神秘兮兮地对她说：“你来”，她跟过去，找到一间颇为破旧的农房。一个老人给她递过来一个谱。
她在其中发现了一个独特的名字——杨德群，这是一名女性，也是主修族谱的“责任编辑”。一般来说，族谱的编辑由族内最有名望的人担任，大多为男人。而这一套18本的族谱，主修者却是女人。
仔细一查，杨岳平惊呼，这个女人可不得了。大概全国人民都曾看过她的名字，她是鲁迅的学生，也是那篇《记念刘和珍君》中，和刘和珍一起牺牲的进步人士。
“她的勇敢是有家传的。”杨岳平说，根据族谱记载，杨德群家原是当地守护驿站、兵站的，最是要胆魄。“那样的人家出来的女孩怎么会胆小呢!”杨岳平说。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她还发现，杨德群的葬礼是由当时任湘区妇女部长的缪伯英主持的。而缪伯英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的身份，就是在族谱中找到的史实得以认定的。
“我当时就有了冲动，要去找杨德群、杨开慧、缪伯英的族谱，我预料她们会有共同点。”杨岳平说，此后她通过研读族谱发现，这三位女性的父辈之间都相互认识，并且她们是当地第一批去北京读书的“先锋”人物，正是这种相互影响和支持，塑造了一批湖湘女杰。
杨岳平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族谱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写的女性，有的是以墓志铭的形式，有的是以像赞的形式(女性长辈过寿时由当地有名望的学者撰写)。从这些文章中，可以读出当时人们对女性的评价观念。
封建时期，大多数记载的都是女性当家、理财、孝顺父母的故事，越是鼎盛之家，对家庭女性的记载越多，甚至不只女性长辈，一些表现杰出的女儿也会记载。而到了近代，一些族谱的主编人员甚至都是女性(如缪伯英、杨德群)，杨德群还把家里17个女儿的学籍都写了进来。
“我主持修订了全国杨氏通谱，专门写了一章‘巾帼英雄’。”杨岳平说，这些女性都是在过往的族谱中得到记载，再以今天的现代价值观进行修缮，并完成的。
“客”从何处来
族谱的研究在泥土，而不是书斋里。大多数时候，杨岳平都是顶着烈日寒风往来于湖南各乡县，收集那些已无人识别的族谱。
一次，她正在一农户家里，一个男人从一个老式柜子里，掏出了一个本子递给她。“这是我伯伯临走前给我的，让我千万保存好。”
男人曾当过兵，又是村长，家里的长辈认为他最适合保存族谱——但他其实完全看不懂上面写什么，也不太把伯伯递给他的“宝贝”当回事。
杨岳平接过，问他：“你知道你在族谱哪里吗?”“不知道，从来没有看过。”对方回答。“喏，在这里。”杨岳平说，“上面还盖着你老爷爷的章呢”。男人不说话，又盯着自己的名字看。从对方眼神里，杨岳平读出了触动。
“族谱的意义，在我看来有很多。”杨岳平说，首先是文献意义，作为一种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它可供从事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学、姓氏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从中查询资料，寻找依据，进行研究。
而另一方面，杨岳平觉得，族谱更像是一种民族记忆。在我们每一个人对祖辈的追问与回溯里，我们对故土、家国的精神线索终于成形。关于“我们是谁”“我们的民族是什么”的答案也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