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全国人民广泛开展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国民会议运动。中共中央妇女部负责人向警予在上海发动21个妇女团体成立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5年3月,她们致电湖南女界联合会,宣传妇女参加国民会议促成运动的重要意义,号召妇女加入当地国民会议促进会。湖南省女界联合会接电后,立即响应,成立了湖南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并派石道睿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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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队伍中,冲在最前的女学生突然晕倒了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6月,消息传到湖南。湖南到处掀起了反帝反军阀的巨大怒潮,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学校,女工、农妇、女学生和各界妇女都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
“同学,你快醒醒!”轰轰烈烈的游行队伍中,突然发生了一阵骚动。
这是1925年6月5日,省会长沙10万市民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女学生们“袜套草履”参加游行。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是女子传单队,她们沿途散发传单70余种,如雪片纷飞,市民争相传阅。就在此时,福湘中学的一个女学生因悲愤过度,呼口号过急,昏厥倒地,游行的群众们纷纷围了过来。
可没过多久,缓过劲来的女学生又冲回了队伍的最前面。恰好队伍游行到了省长公署,女学生举旗狂舞,呼喊着口号:“国家兴亡,在此一举,我们总要立一非达目的不休的志向,努力进行我们的革命工作。同胞们,快来革命,革命!”
湖南女子职业学校校长、留法勤工俭学归来的葛健豪已60高龄,也亲自带领女学生声援上海工人。
同年6月,常德爆发大规模反帝斗争。妇女与男人一道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搜查焚毁日货,打击买办资本家。
常德的英日买办总理曾春轩仇视群众的爱国行动,逃匿在外,暗中破坏。一天夜里,曾春轩坐人力车企图乘黑潜回家中,路过鸡鹅巷时,被女学生王月贞识破。王月贞带领行动小组追赶不及,便急中生智,扔出一枚猎人用的土炸弹,顿时一声巨响,硝烟弥漫,曾春轩侥幸未被炸死,挣扎着逃跑了。
这段时期,湖南省女界联合会参与组织领导了规模巨大的声援“五卅”的各种示威游行活动,并积极奔走,动员组织妇女参加,使湖南女界在“五卅”爱国运动中成了一支异常活跃的力量。
大事记
1926年12月,湖南省农民协会成立,随即设立妇女部,由中共女党员肖幼云担任部长。省农协还通知各级农民协会设立相应组织,配备专职干部。全省75个县中,有37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妇女部或妇女联合会,会员达60多万人。各级妇女组织还先后召开妇女代表会议,伸张女权,大长妇女志气。
“这是包办婚姻,我不同意!”
1926年,全省农民运动进入高潮,全省城乡妇女也已组织、发动起来,形成了一支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的队伍。
农民协会是当时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归农会”。夫妻吵架的事、婆媳不和的事,都纷纷找农会和妇联申诉、求助,农会、妇联应接不暇,也有求必应,说到做到,深得妇女们的信任。过去被包办订婚的青年妇女,在农民运动中一个个都起来造反,要求解除婚约,自由恋爱。
“这是包办婚姻,我不同意,如不同意毁婚,那就谁爱谁去,你莫害我!”湘潭十三总正街店李盛昌的满女李爱莲,理直气壮地对娘说了这样一番话。
原来,在李爱莲才1岁时,其母就看中了富商之子黄德生,与黄家定下婚约,多次逼爱莲完婚。这要是放在从前,李爱莲即使心里万般不同意这门婚事,也不敢公开反对。但在农民运动中,有了农协和女界联合会撑腰,她决定大声说“不”!
见娘还是不同意,李爱莲一气之下干脆冲出家门,独自一人跑到黄家登门退婚。
那一天,黄家看稀奇的人挤破了门。李爱莲神态自若,跳上黄家堂屋的红漆方桌,趁机宣传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并当众宣布解除婚约。
当时,湖南醴陵等地还流传着一首婚姻自由歌:“包办婚姻扎细脚,爹娘爱我实害我,夫妻不和睦,整日难快活。革命讲究自由婚,自己能找好后生,劝爹娘,莫害我,婚姻自由长好合。”
农协和妇女会还很善于对一些封建思想严重的妇女,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
慈利县城女青年向林凤,由父母包办许配给一个军阀团长,她不愿意,便跑到柳林铺妇女主任李琢庸家哭诉。李琢庸找向林凤的母亲做工作,跟她讲婚姻自由的好处,讲妇女要革命,要做主人不作寄生虫的道理,最终说服了向林凤的母亲,帮助向林凤解除了婚约。不久后,向林凤投身革命并加入了青年团组织。
妇女无权进祠堂吃酒?破了这“规矩”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农民进行了暴风骤雨般的农村大革命,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湖南农村妇女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革命精神参加农民运动,反对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争取自身解放和阶级翻身,在中国和湖南妇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这个时期,农民的第一个行动是从政治上反对地主,特别是把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农民的权力抬上来,“一切权力归农会”。
1926年10月,衡山县柴山乡特别区农会和女界联合会率领男女农民上千人,手持鸟铳梭标、锄头扁担,打着农会会旗,一路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冲进大官僚、大地主刘岳峙家里,杀猪开餐,开仓济贫,延续了一天一夜。地主豪绅们见状惊恐不已,纷纷向农会投降。
过去,妇女和穷人无权进祠堂参与享受祭祀酒食,在农民运动中,这种千古不变的封建宗族制度也被农民打破。衡山、醴陵、湘乡、长沙等许多地方的妇女打破陈规,冲进祠堂喝酒吃肉。
1926年冬至那天,衡山白果刘氏宗祠摆了几十桌酒席开堂祭祖。当长袍马褂的大小土豪劣绅拜过祖先正准备吃酒时,白果女界联合会会长刘淑清、秘书长朱迪棠带领30多个留着一色短发的妇女,手持梭标、短棍冲进祠堂,坐下便吃酒。族长刘皆银上前阻拦,当他摆出“家有家规,族有族规”的说教相威胁时,妇女们毫不示弱地说:“农会也有农会的规矩。”随后一拥而上,把刘皆银绑了起来,并清查他的财产,发现他贪污祠谷,便给他戴上高帽子游乡。
1927年1月,毛泽东到衡山考察农民运动,听取刘淑清、朱迪棠讲述前不久白果发生的此事时,高兴地赞许说:“干得好!干得好!”后来,他把该事例写进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