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如果你问谁是中国最后的女先生，答案大概会是杨绛。这是因为很多人此前并不熟悉叶嘉莹这个名字。
今年96岁的叶嘉莹，如果不是因为曾经捐款3568万成立“迦陵基金”用于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上过热搜，恐怕知道她的人会更少。事实上，在古典文学领域，作为无数名人通往古典诗词的引路人，叶嘉莹早就有了“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的美誉。
身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的头衔很多，比如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UBC)大学终身教授……虽然这些头衔都没离开过古典文学领域，然而，她的人格魅力却又早已跨越学科和性别。且不说知名作家白先勇、席慕蓉，就连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杨振宁等提起她，都是规规矩矩称之为“先生”。
近日，文学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上映，专门记录了这位年逾九旬仍站在讲台上的“女先生”。这是国内电影史上第一部记录女性诗人的电影，豆瓣评分高达8.2，在上影节、北影节均好评如潮。有人评价说，她的一生都在润物细无声地阐释了一位独立女性所要阐释的一切;更有人高度浓缩地评价说，她，活成了“这个时代的孤本”。
站了七十多年讲台的九旬老人
上周六晚，《掬水月在手》正在长沙大学城一家影院上映，影厅中包括记者在内，只零星坐着几个人，甚至其中数位还手拄拐杖，头发花白。
即使叶嘉莹闻名海外，在文化界是高山仰止的存在，但对于大众而言，仍然有点陌生——似乎“才女”们一定要讲爱情故事，才能得以口口相传。叶嘉莹则显得“无趣”，一生只干了两件事：研究古诗词，教书育人。她是诗者，更是师者。
从1945年至今，叶嘉莹在讲台上传授古典诗词已有70多年。台湾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都曾留下她上课的足迹。1978年，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后，漂泊多年、已经54岁的叶嘉莹觉得自己还有点能力“书生报国”，便毅然申请回大陆讲学。
有学生回忆那时叶嘉莹在南开大学上课的情景：阶梯大教室里，连台阶上都坐满了人，还有站在窗外趴着听的，被戏称为“站票”。为了维持秩序，学校甚至做了听课证，在门口设立了监察员。不久，“听课证”又被一些字好的同学仿造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改革开放思想在高校蔓延的时代，叶嘉莹以生命的感发、古典诗词中人性、人情的发掘，美学的阐释来讲“诗”，对于习惯了“八股”文风的学生来说，自然如沐春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曾慕名来听她的课。叶嘉莹讲到“行行重行行”，从那种吟诵里，她看到一位智慧女性师者的美。“叶先生是我当时毫不犹豫选择未来要做教师的重要和直接推动力。”戴锦华说。台湾作家陈映真是在叶嘉莹这里，人生第一次感受到“诗词中丰富璀璨、美不胜收的审美世界”。著名作家白先勇原本是学别的专业，却宁愿翘课也要去上叶嘉莹的“诗选”。
叶嘉莹不仅给大学生讲诗词，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给院士、工人和家庭主妇讲。密集的时候，隔一天一讲，每次3小时。90岁时，她还经常工作到凌晨两点。91岁，她还在70平方米的住宅里给研究生上课。
如今96岁了，叶嘉莹的思维不似从前严谨，耳朵也不大好，采访时，主持人需要贴在她耳边说话。但她仍在努力工作，将自己的吟诵录音留存下来。她把这种声音的留存称为“海上遗音”。“他们说海上的蓝鲸可以隔洋传语，我留下的这一点海上的遗音，也许将来会有一个人会听到，会感动。现在的人都不接受也没关系，反正我就是留下来了”。
早在前几年，叶嘉莹就把自己的全部积蓄和变卖房产的收入共计3568万元，捐给了南开大学“迦陵基金”以传诗教。有人对这个决定感到惊诧，叶嘉莹的回应却云淡风轻。当年她回国教书时，国内的条件和加拿大完全不能比，“在老家北京，我去上厕所，还要走两条胡同。在这种情况下我都决定回国教书，我希望奉献的是我的余生，我的时间，我的生命。比起这些，我现在把身后用不到的钱财捐出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大师的“小习惯”
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刚恢复高考时浓郁的文化气氛相反，如今，“诗”这个字已经很少进入主流舆论。叶嘉莹接受采访时也曾说：“现在新诗都不受欢迎，更别说旧体诗。”
这正是叶嘉莹每天手写论文、指导学生整理超过2000小时讲课录音的原因。白先勇有感叶嘉莹的隐忧，因为对传统文化没落的焦虑。“即使叶先生有多不爱铺排，来找她(办活动)的人，只要是以推广古典诗词为目的，她都应允。”
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叶嘉莹都在给外国人讲诗，一首词掰得特别细，毫无基础的人也能入门。早年间，有论坛帖子评价她太过絮叨，这也是没办法，给外国人用英文讲意境，“难得跟在地上爬一样”。
与当今流行的一类通俗文化不同，叶嘉莹从来不为招徕目光，而把诗词的意象讲得很夸张，比如解释古诗意境的时候，很多人会拿今天的情景、明星、八卦做类比。但恰恰相反，为了一个词汇的意象能够被理解准确，叶嘉莹会把它和同时期所有的诗作比较。比如说“小山重叠金明灭”中的“小山”，她会把同时期多个包含“小山”的诗作拿出来，分析它到底是指眉毛还是屏风。
这种对诗歌的精研习惯，从十几岁做学生起她就有了。老师顾随讲课，底下学生们都听得很开心，只有她埋头一字不落地记笔记。听了6年课，她记下8大本笔记，此后的50余年，她在台湾、美国、加拿大漂泊，只有这些笔记随身携带。顾随当年评改的习作旧稿、信件、赠诗，都被叶嘉莹作为书法装裱起来，带在身边。
这个女人真君子
叶嘉莹常借王国维的话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你只有身经过忧患，才能真正体会词里的情感。
她也确实是身经过忧患的。初中时，亲历“七七事变”，即使出身“进士府”的叶嘉莹家也只能吃上难闻的“混合面”。只要走出巷子，便可以看到真实的“路有冻死骨”。
在这样的环境下，她摆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师从名家顾随，得到其“做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的评价，又以国文第一的成绩从辅仁大学毕业。
1948年，叶嘉莹南下结婚，原本以为只是短暂外出，很快就能回家，她只带了一个小皮箱。没想到，就此跟着丈夫飘去了台湾，直到30多年之后才得返故乡。
生大女儿那天，她羊水破了，丈夫把她独自丢在医院，一天一夜后才回来。彼时，她的羊水都流尽了。后来，丈夫又因“白色恐怖”入狱，叶嘉莹带着吃奶的女儿被捕、受讯。出狱后，她又一个人抱着女儿睡在亲戚家的走廊。好不容易在中学谋得教职，才住进了学校的公寓。
几年后，丈夫出狱，却因长期囚禁性情扭曲，动辄暴怒，没有工作。为了老父亲和两个读书的女儿，她辛苦教书维持家庭，后又出走海外。
在《掬水月在手》里，叶嘉莹的好友刘秉松说，从没有听过叶嘉莹抱怨过丈夫什么，最多一句：“这个赵东荪……”
熬到知天命的年纪，她也像寻常老太太一样，预备给大女儿带孙子。但就在1976年，她得知噩耗：女儿女婿在旅途中因车祸双双去世。
“叶先生是以‘弱德之美’，以风中芦苇而不是一棵大树的态度去面对暴风雨。”《掬水月在手》导演陈传兴说，诗歌让她渡过了那些苦难，把它平淡化了。
当她初回南开大学讲学之时，每次往返加拿大与中国，她都自费坐经济舱，讲课也分文不取。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曾经只是帮忙提行李的中文系研究生。他记得，每次跟着叶嘉莹去水果摊，3堆橘子价格不同，叶嘉莹一定买最便宜的。
多年教书生涯，她饮食坐卧均是一个人。直到90多岁，才请了一个保姆打扫卫生，给她做个晚饭。一次起夜，她在卫生间滑倒，摔断了锁骨，怕影响秘书休息，她在地上躺了4个多小时，天亮才拨打对方的电话。
“这就是君子，是一种君子处事和律己的状态。我们看到了一个君子，一个真君子，而这个君子是一个女人，我想不需要多说。”在电影《拘水月在手》的研讨会上，戴锦华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