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湖南常德人林伯渠。
林伯渠出生在澧水南岸的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在他家的中堂屋横梁上,高悬着一块“诗礼传家”的堂匾,两侧的中柱上挂着一幅楹联——故老说宋玉屈原,自六经以来,骚坛嗣响;大江历岷山沱水,挟九澧同去,学海朝宗。
这幅楹联是林伯渠的曾祖父林长槐和当时被称为“湖南三才子”之一的诗人黄道让合撰,由清代书法家何绍基书写,意在嘱咐林家后辈育人以诗礼,学业勤勉,处世正派。
1986年,林伯渠故居修复时,邓小平亲自指示雕刻这副对联,借以表彰林伯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教育做出的巨大贡献。
而他“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和“不搞特殊化”的家风家训也深深地影响了林家后人。
立规矩:不叫“小主席”、不准开小灶、不许发电报
“姥爷去世得比较早,那时我还小,要见一面也不容易。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比较调皮,我跟我哥去见姥爷的时候就在屋里到处乱跑,姥爷见此情景就跟我妈说,应该给他们立规矩。”齐放是林伯渠的小女儿林秉元的儿子,在与姥爷林伯渠为数不多的接触中,林伯渠给齐放留下了对后辈既亲切又严格的印象。
给后辈立规矩,林伯渠在战争年代就开始这样做了。
林伯渠的小儿子林用三小时候喜欢模仿大人,常背着双手学父亲走路的样子,惟妙惟肖,有干部便逗他玩,叫他“小主席”。
消息传到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耳朵里,他严肃地说,这种玩笑开不得。他把林用三叫到自己身边,严肃地说:“以后别人叫你‘小主席’,你不能接受。人家问你长大做什么,你说到基层锻炼去,当一个乡政府的文书。”
战争时期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林伯渠的孩子们和其他人一样,总是感到吃不饱,有时甚至饿得直哭。有人建议,可以让孩子们吃小灶。林伯渠马上拒绝:“这是违反制度的,不能因为他们是我的孩子就给予特殊照顾,其他学生和战士能吃大灶,他们就可以吃。”
林用三刚上小学那年,延安庆祝新年演大戏,林用三开心极了,挣脱林伯渠的手,挤到最前面。有人说,这是边区政府林主席的儿子,大家就拉着他坐在最前面。林伯渠让警卫员找到了他,然后一边打他屁股一边教训道:“为什么跑到前边?你以为你是干部的孩子就可以特殊吗?”
1946年秋,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去东北工作,林伯渠特别叮咛:“去东北后,你切不可要求组织上让你和我通电报。”林利十分不解,当时战火纷飞,电报是唯一的沟通手段,为什么父亲要禁止呢?原来,当时正值战争关键时期,林伯渠深知电台资源是为解放战争服务的工具,绝不能因为一己私情而不顾大局,这是违反原则搞特殊化的表现。就这样,父女二人分别后就一直音信全无,再次见面已是多年之后。
“全国解放后,北京的条件越来越好,可他仍然像在延安那样,让我们去食堂吃饭,从来不用汽车送我们。”林用三回忆。原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担心在全国胜利的气氛中,孩子们会漠视艰苦朴素的作风,停止奋斗,虽然工作繁忙,他依然坚持抽时间召集儿女开家庭会议。每次家庭会议上,他都会给孩子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经常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讲课之余,林伯渠还会与每个孩子谈心,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针对他们每人的特点提醒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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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字: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
和所有父亲一样,林伯渠也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但这种疼爱不是娇纵而是对他们更加严格的要求。
上世纪30年代初,林伯渠因为革命需要,远赴莫斯科工作。那时家中孩子尚小,但他仍不忘磨砺他们,写信要求子女尽早参与社会实践,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他让长子、次女去做工,帮助母亲养家;要求最小的孩子学做手工,掌握一技之长。
而林用三名字的由来,更集中体现了林伯渠的教育观。
林用三出生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因此他最初被取名林相持。1945年秋,林相持该上小学了,林伯渠觉得儿子的名字既不好写,意思也脱离时代,便想给儿子重新起个学名。他在窑洞里踱着步,沉思一阵,对小相持说:“你要上学了,父亲给你取个新名字,就叫‘用三’吧。用三就是三用,哪三用呢?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
为了让林用三能够真正学到一点东西,林伯渠常常抽空为林用三圈点大字、修改日记,还经常检查用三的作业,了解他的学习成绩。林用三回忆:“有时候还让我唱一两支歌,考考我的音乐。”
就这样观察了一两年后,林伯渠看出了林用三的志趣,找个机会对他说:“看来你不是天才,也不十分聪明,但是只要努力,还是可以做一个好的技术人员。”
此后,林用三积极参加课外小组活动,做过潜艇模型,做过通电就能转的电动机,也架起过矿石收音机。
1959年,林用三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林伯渠非常赞同,并嘱咐道:“希望你能学到一些真正的本事,脚踏实地地做些工作,为国家建设出力。”
林用三牢牢记住了父亲的教诲,毕业后,从事了近二十年科学技术工作,始终围绕“三用”做人、做事。后来,从技术员做起的林用三,担任了第一机械工业部仪表局副总工程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等职。林利则留学苏联,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人物简介: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原名林祖涵,湖南常德临澧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参加了南昌起义和长征。1937年至194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1937年起,多次担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0年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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