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落生到世上，都有一兜露水草养着，肉体凡胎一样能脱胎换骨，再乱的世道也可以卜见太平。”41年后，作家刘鸿伏终于在自己的著作《南荒记》中，借主人公刘务的口，说出他对那个年代的感悟与回味。
这个出生在湖南梅山大地的“南蛮少年”，终于用他最擅长的方式，用文字将这段贫困苦难而又奇妙无比的时光定格——通过少年刘务的视角，展现出1970~1979年间，中国南方山地的个体生命在成长中最真切也最奇异的原初影像。
南蛮之地的山村
刘鸿伏的家乡在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这里自古便是似巫似道、尚武崇文的梅山文化区域中心。但在历史上，梅山区域的民族也一直是被封建统治者打压、丑化、歧视、侮辱的对象。
刘鸿伏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中国明代神怪小说《封神演义》里就有“梅山七怪”。这“七怪”是由七种动物修炼成精的妖怪，各自身怀不同妖术，以最为厉害的白猿袁洪为首，帮助纣王攻击姜子牙所率领的周朝大军。最后女娲显圣，赐杨戬山河社稷图将袁洪收服。
这是一个具有民族志背景的隐喻。中国历代王朝一直视梅山为蛮荒之地，为了“山河社稷”的大一统，中央王朝对这片土地上所居住的“梅山蛮”，一直采取“以夷制夷”“怀柔羁縻”或是武力征讨的手段。
书名《南荒记》的“南荒”便是据此而来——南方的蛮荒之地。《南荒记》主人公少年刘务所在的小村，就是典型的梅山文化小山村。这个资水之畔的小村掩蔽在层层群山之中，有着清晰凸现的青山绿水，那里的方言至今保留着汉语的中古音，很多人认为万物有灵，巫风遍地。“我的家乡，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有一条毛路进去。以前要出门，都是在资江边逆水而上，到县城就要一天，解放后有机帆船，如去县城，需逆水过几大险滩，行一天，六十里。”
在村民们上山伐木、田间耕作、放排渔猎的日常生活中，苦难、哀怨与忧愁淙淙流动。刘鸿伏书中的南蛮山地民族，有射雁鸣桑弓般的激越气质，坐看云起时的释然和不易察知的倔强生命力，叙事在宏大的漂泊感与隔世感中平缓推进，时间与地点渐渐游移并且模糊。一切如水，直至沁入心脾。
苦难魔幻的少年时光
贫穷、苦难、劳累、饥饿，这是刘鸿伏年少记忆中如影随形的关键词。书中的少年刘务，身上便有着不少刘鸿伏的影子。
“我从6岁开始就参加集体劳动，帮队里放牛砍柴挣工分。考上大学之前，我已经是个上好的劳动力，一年能挣5000多工分。我插秧是村里最快的，谁都比不上我。”刘鸿伏说，当年九口之家烧的柴，都是他一个人砍的。
跟书中的刘务一样，少年刘鸿伏也特别喜欢砍柴，因为砍柴是难得的欢乐时光，甚至可以自由飞翔——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上，这是苦中作乐的愉悦。
家里人多，虽然父母拼命劳作，但粮食远远不够。一年吃到头的红薯让刘鸿伏到现在闻到红薯的味道就反胃，“我弟弟三岁了还在‘打屌胯’，我穿的也是烂布缝补的‘百纳裤’，没办法，太穷了”。
在刘鸿伏的记忆中，儿时的生活还充满着奇幻和惊恐。南方的山地，环境险恶，物资匮乏。家里有个关也关不住的疯子叔叔，经常拿着刀要砍人，把几百斤的石头从山上推下来砸到房顶。母亲和祖母永远在吵架，待在村里晦暗处的寡妇、孤老、光棍和弃儿，“未卜先知”的少年刀生，充满着离奇古怪故事的老房子……这一切都被他写进《南荒记》里，变得更为离奇和诡异，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荒诞感。
书中村落里的意外也无处不在。砍柴人手中的斧头不慎甩了出来，正中刘务的额头，靠着邻居的一碗“强盗水”，刘务大难不死，但额头上留下了伤疤，变成了“三只眼”的形状。
没有现代科学和医学的小山村，神灵和巫术是人们在苦难中唯一可以依托和祝告的对象。梅山地区普遍信奉梅山教，这是一种起源于古代湘中梅山地区、融合了道教法术和原始巫教特点的传统宗教，梅山的神灵也迥异于其他宗教，比如两腿朝天、双手撑地的猎神张五郎，手执斧头、面部黑黝的孟公菩萨……刘鸿伏甚至在书中写下了这些神灵们的故事，在他的笔下，这些来自于梅山先民狩猎生活的神灵们并非高高在上，而是充满烟火气息，和山民一样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小性格。
墓碑上的文学启蒙
《南荒记》的主线是刘务从6岁到16岁十年间的成长经历。事实上，这也是刘鸿伏自己的成长历程。对于历史来说，十年太短，稍纵即逝，但对于个体而言，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
刘鸿伏说，当时的他非常渴望读书，也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少年强则国强，改变自己就改变了家庭、社会和国家，不然就会被埋没在这荒山野岭之中”。
虽然那是一个饥荒连着饥荒的年代，但刘鸿伏对书的热爱，甚至超过了对食物的渴求。
“那个时候实在找不到书来读，我们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就相约着放学之后，去南山那片老坟地砍柴、读碑。”刘鸿伏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老坟山竖着几百块巨大的墓碑，从清代到民国的都有，“记叙逝者生平与美德的碑文大多文辞典丽、文采飞扬，碑刻以楷书和魏碑书体为多，真的是点如坠石、撇如长刀，美得让人目不暇接”。
读碑，让一群山里的穷孩子读出了先人的死生契阔、地老天荒。
在《南荒记》中，少年刘务踏雪借书，也是刘鸿伏的亲身经历。
1979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刘鸿伏考上华中师范大学，成为附近一镇四公社唯一一名大学生。录取通知书寄到队里时，大队书记却愤愤不平地问刘鸿伏的父亲：“你们家刘鸿伏考大学怎么不搞政审了?”
刘鸿伏告诉记者，他的母亲是“地主”成分，如果还像前几年一样，就算成绩再好，他也与大学无缘。在《南荒记》中，少年刘务便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升初中的考试中，政治和作文被记零分。
“所以我很感激当年能恢复高考，它给了我们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机会，也给了这个国家向死而生的机会。”刘鸿伏说，1970年到1979年那些年，对于他个人和家族都是生死存亡，枯荣一瞬。
一部作品里的一代人
考上大学的刘鸿伏，一度曾被乡邻看作是“文曲星”。当时，他的一名同学得了精神疾病，但其父亲认为孩子是“中了邪”，跑来找刘鸿伏，要他写几幅对联带回去驱邪。刘鸿伏拗不过，拿红纸写了六幅对联，让对方拿去贴在房门上，“说来奇怪，一个多月后，我那同学的病就好了，每年他都送酒肉来我家表示感谢”。
“我家门前的李子树，以前从来只开花不结果，我考上大学那一年，破天荒结了好多李子，黄灿灿好大一粒粒。我父亲说，这是帮我凑上大学的学费呢!”这个细节被刘鸿伏写进了《南荒记》的结尾。
“我个人比较喜欢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余华这样的作家。我也希望通过作品，写出我们这代人成长的烙印以及时代的巨变。”刘鸿伏说，1970~1979年，中国社会酝酿着巨大变化，“我的思想成长、生命成长在那十年里是最迅猛的。刘务其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缩影，是生存在艰苦南方山区人们的群体成长。”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仿佛能听见时代的齿轮在咔咔作响。”刘鸿伏说。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这本书并不挑读者，“十几岁的小女孩和七八十岁的老教授都给我发来读后感，每个人都读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近期，刘鸿伏还将版税捐出，把书赠给怀化、益阳、永州、岳阳等地的部分中学，现在他打算再向长沙地区捐书。“我们绝大多人都是从贫困闭塞的乡村成长并走出来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抱负理想和成长经历，但有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共同特点。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人生亦或人类最难以忘怀的阶段，少年强则人类强。我捐书的目的，就是想将百折不回、野蛮生长的精气神点燃新时代少年人的自强，也让他们了解长辈们走过什么样的路和人生，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体察社会人情，乃至理解上代人的经历。”
那么，如何理解书中众多魔幻、现实与历史相互交织的意象?就像书中留下的诸多疑问之一——刘务的堂伯娘，一位善良贞洁又受尽苦难的寡妇，为何会把生产队的牛推下悬崖?
“存在就不存在了，不存在的就存在了。”在书中，刘鸿伏曾借刘务的口，在堂伯娘热闹到甚至有些荒诞的葬礼上说出这句话。
“这是理解整部书和那个时代的钥匙。”摸着额头上眼睛一样的疤痕，刘鸿伏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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