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出舱!3月10日，49名新冠肺炎患者集体出院——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接管的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宣布休舱，意味着该市14家方舱医院全部“关门大吉”。
　　听到这样的好消息，34岁的聂斌既兴奋又担忧。作为湖南驰援武汉的国家心理医疗队成员、湖南省脑科医院心理咨询师，他深知，“医护人员的又一场硬仗即将到来”。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抗“疫”的同时，国家卫健委多次提及疫情防控中心理干预的重要性，并与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心理援助和社会服务工作。
　　2月21日，聂斌与同院的15名医护人员(其中7名心理咨询师)以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邵阳市脑科医院、怀化市第四人民医院的50名专家组成湖南首支国家心理医疗队，奔赴武汉、助力“心”生。
　　战“疫”一线，专业的心理医生是如何开展救助工作的?他们看到和经历了什么?本期，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就带您走进湖南首批驰援武汉的国家心理医疗队队员的20天。
　　
绝望老人的救命稻草
　　2月29日，窗外阳光明媚。伴随着一阵响亮的铃声，正在午休的徐佳佳赶紧接通了一直紧握在手中的对讲机——那头，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真的熬不下去了!让我先死，她再死!”
　　徐佳佳赶紧向队长申请，再一次走进了隔离病房。
　　徐佳佳是湖南省脑科医院心身医学科的心理咨询师，也是湖南首批驰援武汉的心理救援专业队成员。
　　对讲机那头的患者是一名叫杨华的老人，也是徐佳佳驻点的武汉市某定点救治医院的心理干预对象。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67岁的杨华被确诊隔离，没多久，步入中年的小女儿就住进了隔壁病房——老人的女儿是重度智力障碍患者，生活不能自理。
　　杨华是武汉人，老伴已去世多年。本来她还有一个能正常生活的大女儿，是她的精神寄托，可如今，大女儿也因为被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去了附近的方舱医院接受治疗。
　　住院的这些天，杨华忍着胸闷、呼吸不畅以及早年间落下的头痛的毛病，悉心照顾小女儿的吃喝拉撒——她常常一只手打着点滴，另一只手还得扶着孩子上厕所。
　　但不论杨华怎么努力，智商如同3岁孩子的小女儿很难体会到母亲的用心。身体的疼痛让她愈发焦躁，经常在病房里大哭大闹。
　　隔壁病房患者嫌弃的眼神，杨华看在眼里。
　　病友的不耐烦、小女儿的折磨、身体的疼痛以及不知何时出院的失落，都成了压在杨华身上的石头。
　　慢慢地，她开始整夜不能入睡，而连续失眠的后果就是每天心慌焦躁，手也不自觉地发抖。
　　
帮“想死”的人哭出来
　　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面前，绝大多数武汉市民表现出了担当和大义——感染者选择自我曝光，未感染者继续居家隔离。
　　在徐佳佳眼里，此时的武汉没有了昔日的繁华，曾经拥堵的大街小巷空无一人。可就是这样的寂静，让不少人陷入了真实的困境，那些平时看来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儿，在突然停摆的城市面前，都和人命挂起了钩。
　　“想死”二字，对心理咨询师来说并不陌生，但对杨华这一生而言，却是第一次。
　　“心理干预往往需要两个人先建立信任关系，从患者的动作、表情、对环境的反应来判断他们的情绪状况。”徐佳佳说，一般而言，心理医生和患者大概要面对面交流5~10次，每次一个小时左右，才可能找到那个宝贵的“连接点”，从而建立信任关系，完成治疗。
　　但在疫情期，“面对面”并不容易。为了更好地走进老人的内心，原本不需要当面疏导的徐佳佳走进了隔离病房。
　　“这段时间，您真的太苦了，我们都能理解您!”一句句走心的话，让杨华终于绷不住了，在隔离病房里大声哭泣。
　　帮助“想死”的人哭出来，这是情绪宣泄的第一步。徐佳佳明白，只有给予共情和支持，对方才能真正感受到心理咨询师的诚意。
　　在征得杨华的同意，并和她的主治医生沟通后，徐佳佳给老人开了助眠药物，并每天通过对讲机关注着她。
　　3月6日，待徐佳佳再到病房探望时，杨华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都有了明显好转。
　　
走入绝食者的封闭世界
　　3月10日，49名新冠肺炎患者集体“出舱”——这家最先“开舱”的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宣布休舱。
　　与徐佳佳一样，来自湖南省脑科医院的心理咨询师聂斌就驻扎在这里。如今，方舱医院休舱，他便成了“流动”专家，前往各个定点医院寻找需要帮助的人。
　　聂斌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除了仍在隔离病房的确诊患者，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同样需要心理医疗团队的重点关注——他们，都在这次疫情中失去了亲人。
　　56岁的朱莉就是聂斌口中“最棘手”的一名患者。
　　2月26日，刚刚入住方舱医院的朱莉就受到了医护人员的高度关注。医生查房，她怒骂;护士送药，她不喝——整整两天，她一口饭都没吃，全靠输液扛着。
　　这是来医院“求死”的吗?朱莉的主管医师坐不住了，把情况反馈给了聂斌，寻求心理干预。
　　一开始，聂斌没有冒失地去沟通，只是悄悄观察着朱莉的日常——她每天对着墙壁发呆，偶尔泪流不止，偶尔嘴里碎碎念：“都是我的错!”更极端的时候，她会突然发疯一般大声呐喊：“让我出去，我不是犯人!”
　　第一次电话联系朱莉，聂斌也吃了“闭门羹”。刚表明身份，朱莉就凶巴巴地冲他嚷道：“我又没病!”在被挂断几十次电话后，他在朱莉不经意的一句话中找到了走入她内心世界的门。
　　“她当时说，你们关着我，我家老头子谁照顾!”聂斌赶紧顺着这个话头聊：“你家老头子多大年纪啦?如今在哪儿呢?”
　　
被负罪感折磨的病人
　　终于，朱莉愿意与聂斌讲述她的经历。
　　原来，已经退休的朱莉是武汉市某合唱团成员。2月22日，她的丈夫突然发热，高烧39℃，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随后，病情危重的丈夫被送入定点医院抢救，而她自己也在几天后被确诊，住进了方舱医院。
　　反复回忆后，朱莉认定是自己参加合唱排练后，把病毒带回了家。沉重的负罪感让她不敢联系家人，不敢打听丈夫和儿子的近况。
　　“让患者重新认识自己很关键。”聂斌说，对于负罪感强烈的患者，需要进行“爬坡式”的心理疏导。一方面，要帮助她捋清事实、告知现状;另一方面，更需要让她主动接受治疗、早日与家人团聚。
　　聂斌给朱莉制订了一套心理疏导方案——利用她合唱团成员的身份，开展“音乐疗法”。
　　得知朱莉是歌手邓丽君的“铁粉”，聂斌每天陪着她唱《甜蜜蜜》，“我把歌词进行了改编，甜蜜蜜，您笑得甜蜜蜜，好像把‘新冠’抛在春风里……”
　　一边唱，两人一边呵呵笑。慢慢地，朱莉的自责情绪得到了宣泄，病情也得到了控制。如今，她已康复出院。
　　
两三个月后，心理伤痛才会显现出来
　　在武汉的另一头，徐佳佳也曾接诊过类似的“自责型患者”。
　　接到护士发来的“核酸检测转阴”的结果，60岁的黄旗大爷嚎啕大哭。护士特别奇怪：“您可以出院了，哭什么呀!”
　　黄旗一屁股坐在地上：“昨天我女儿，走了(去世了)!”
　　护士把老人的事情登记在系统里，徐佳佳接到了新任务。可当对讲机接通时，老人拒绝了通话，他说：“我能自己调整过来。”
　　不敢强行干预，徐佳佳只能将黄旗列入“定点关注对象”，嘱咐医生和隔离酒店的医护人员，要多关心、多观察这名老人。
　　“丧亲者的悲痛，往往不会及时显现出来。”徐佳佳说，在突发事件后，这一群体往往是最需要心理干预，却又是最能“逞强”的——他们面对严重的创伤性哀伤，存在抑郁以及自杀风险。
　　在武汉的20天，徐佳佳见过不少生离死别，大多数家属都见不到去世家人最后一面，有的甚至连骨灰盒都暂时无法领取。
　　“自己在隔离期，需要对抗疾病，可能暂时顾不上悲伤。一旦回到家里，空荡荡的，回忆就会汹涌而至。”徐佳佳说，她和同事很担心，在疫情结束后两到三个月，这种创伤情绪可能会出现蔓延。
　　为此，徐佳佳和团队成员一起，为每一位关注过的患者和丧亲市民建立了档案——“档案都是手写的，不能从医院带走，我们只能每天用手机拍下记录，回酒店后誊抄保存，方便之后持续回访，真正帮助到他们。”
　　
被“英雄化”的女医生，病了
　　采访过程中，聂斌向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提到一则几天前报道的新闻——在武汉市汉口医院，一名医生正在给一名病人喂水喝，可病人刚回完话就去世了。面对病人的突然离去，医生痛哭失声：“她说‘水太烫了，等下喝’。怎么一会儿，人就没了?我觉得我能为他们做的很少，但是我想要为他们做更多……”
　　聂斌说，在开启心理干预时，这些医护人员就是他们的病人。
　　“医护人员随时会面对各种极端情况，如果没有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很可能出现心理疲劳、抑郁、焦躁等情绪。”聂斌认为，一般情况下，越是诊治重症患者的医护人员，面临的生离死别越多，内心受到的冲击也越大。心理学上分析，与之相对的，这类见惯生死的医护人员“心理安全阈值”会更高，“他们更善于管理、释放情绪，以保证不自我崩溃”。
　　不过，有一种特殊情况可能会击垮这类“坚强”的医护人员——当他们被过度“英雄化”时。
　　聂斌清楚地记得，某位曾抗击过SARS(非典)病毒、参加过汶川地震医疗救援，多次被媒体争相报道的“英雄级”女医生，就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病了”。
　　“她是最早一批进入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聂斌说，一开始，医院的医疗物资紧缺，条件简陋，医生走入病区，一眼望去，紧挨着的病床上密密麻麻全是病人，往往工作还没开始，心就被压得喘不过气。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她丝毫不敢懈怠。”聂斌说，跟这名女医生聊天时，她经常说“感觉到时刻有人盯着自己”，导致她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每天都得小心翼翼。时间长了，心里的那根弦就要断了——每天工作12小时的医生，晚上怎么也睡不着，眼睛睁着就到了天亮，又去继续干活。
　　聂斌说，这名女医生被社会各界过度关注，并给予了很高的“荣誉”，“英雄化”的标签反倒带来的巨大的压力，让她根本不敢犯错。
　　后来，聂斌根据女医生的时间为她调整了作息——合理排班轮休，稳定工作量，不要“自我增压”，直到她能正常入眠。
　　
自责，成为部分医护的“心”事
　　“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尤其是医护人员。”在徐佳佳的工作名单里，也有医护人员。一名22岁的男护士是徐佳佳第一个面谈的医护人员。疫情爆发初期，医院急缺床位，患者入不了院，把愤怒发泄在医护人员身上——男护士的主任曾被患者关在门里，直面家属的哭喊、嘶吼。
　　“即便是男士，那一刻，他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徐佳佳说，还有的患者因无法得到救治转成了重症，临终前“交代”医生护士：“如果我儿子病了，请你们一定要先救治。”
　　于是，自责和内疚感充斥在医护人员心中。徐佳佳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有些医生已经出现了“替代性创伤”——目睹他人遭受苦难，产生共情，把别人的创伤当作自己的创伤。但每天繁重的工作，让一线医护顾不上自己的“心”事。
　　那天，徐佳佳和男护士聊了一个小时，他不愿意说太多疫情的事，言语多有闪避。她知道，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大家都需要慢慢建立信任，心理咨询师也需要给他们多一些时间。 (为保护隐私，文中患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