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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星星的孩子”长大了怎么办
新闻作者:文、图:今日女报/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2日  查看次数:  放大 缩小 默认
  20岁的陈年(化名)嘴里嘟囔着广告词一样的“口头禅”,在操场上看似漫无目的地游荡,趁照看他的李文珍老师没注意,一个箭步冲向围墙边一道3米多高的铁门——还没等老师们阻止,几秒钟时间,他就爬上铁门翻出了围墙。
  陈年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这和我们通常对自闭症孩子的印象不同。在以往报道中,自闭症患者通常是儿童形象,我们赞许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的童真,惊讶于他们在某一方面奇特的“能力”,即便交流时显得笨拙。但我们很少注意到,他们也会长大。
  有数据显示,中国的自闭症患者已经超过1000万,有800万以上像陈年这样的自闭症患者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成年。大龄自闭症患者,基本都面临上学难、就业难和成家难问题,而且需要终生看护和康复。但自闭症患者的特殊性,让愿意尝试做大龄自闭症患者托养的康复机构少之又少。
  2019年3月,湖南7名自闭症患者家长,共同发起筹建湖南首家大龄自闭症患者康复托养基地——“星梦家园”。基地由一所废弃的小学改建而成,位于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三合村,初始会员23名,目前有学员12名,陈年就是其中一名学员。
  这些抱团的家长期望,基地能够成为大龄自闭症患者的“世外桃源”,为他们提供终生呵护,也希望能为自闭症患者的康复托养探索出一条有效的途径,让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在长大后能有尊严地活着。
  如今,“星梦家园”已建成3个月。自闭症患者家长抱团探索的这条路是否可行?他们是否如同这徐徐展开的2020年一般,在“爱你爱你”的寓意中迎来全新的希望?请跟随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无助 带孩子疯狂求医问药
  “陈年翻墙出去了!”听到这声喊,陈年的父亲陈炎急忙和老师们开门去追。追上后,陈炎答应带儿子去超市买他爱吃的零食,陈年才肯乖乖回来。
  这是2019年12月29日,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在“星梦家园”采访时亲眼所见的一幕。
  陈炎在某国有银行湖南省分行工作,是发起筹建“星梦家园”的7名自闭症患者家长之一。20岁的陈年是“星梦家园”目前已经入住的12名自闭症患者中年纪最大的一个。
  陈炎记得,儿子1岁零8个月时,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被诊断为自闭症。确诊后,陈炎的妻子向单位请了长假,带着孩子在长沙一家康复机构治疗,每月费用高达6000元。那时,陈炎还在该国有银行株洲一家支行的网点工作,月薪不到2000元。每个周末,陈炎都会坐绿皮火车,摇摇晃晃回到长沙陪着娘儿俩,因为“大巴贵,火车便宜”。
  16岁的陈谊(化名)是“星梦家园”的另一名自闭症患者,他的父亲陈广敏至今对“北京”这个地名感到不适。2005年,两岁多的陈谊在北京一家医院被诊断为自闭症。在此之前,在某建筑企业当老板的陈广敏根本不知道“自闭症”这三个字的存在和意义,当他终于弄清楚时,他感觉,生命中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被抽走了。
  陈炎告诉记者,每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家庭,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在最初得知孩子是自闭症的时候,家长会疯狂求医问药,带孩子到处去看病、诊断,“不相信,或者企图能治好”,但几年之后,一般会归于平静,要么接受,要么放弃。
  姜六英的感觉可能更为敏感而细腻。在儿子姜如(化名)两岁时被确诊为自闭症后,她就带着儿子“像浮萍一样到处飘”,辗转奔走在全国多个康复机构。“在长沙(的康复机构)住了几个月,又带着他去郑州治了两年,离开郑州后,又去了青岛,最终又回到长沙。”姜六英告诉记者,每到一个城市,她都是和其他自闭症孩子的妈妈一起合租条件很差的房子,“省下的钱能给孩子多做几次康复训练”。
  


无望 她曾带自闭症孩子两度自杀
  他们有视力,但“视而不见”;有听力,但“充耳不闻”;有语言,但“词不达意”——这是陈炎向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形容这个群体时用的三句话。
  大多数自闭症孩子都不会在说话时与人对视。在教他们发音时,一个最简单的单音节发音都要教上几百上千遍。如此慢慢引导,他们或许会发一次音,连续教一个星期,他们或许能自主发一个音。枯燥而缓慢的训练伴随着孩子成长的日日夜夜,但换来的可能只是孩子极微小的进步。
  公开资料显示,自闭症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代表性疾病,也是儿童精神疾病中最主要的一种,发病率已居我国各类精神残疾之首,至今没有治愈的方法。
  “(自闭症患者家长)就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不断推石上山,但石头又不停滚落。”陈炎说,这种绝望感,如同在黑夜里深陷沼泽,“有不少父母被压垮,得抑郁症的不是少数,甚至还有父母带着孩子自杀的”。
  离婚后独自带着孩子的姜六英,就曾两次自杀。“第一次是在五年前,那时我感觉崩溃了,就是那种永远看不到尽头的苦。我悄悄攒了安眠药,一口气全吃了,儿子叫我叫不醒,他很聪明,找康复中心的老师求救,老师赶过来叫了120,把我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了。”三年前,姜六英又撑不下去了,“当时我想,我总有一天会比儿子先走,那我死了之后,他一个人怎么办呢?那天我把手机都砸掉了,开着车子把儿子带上,开了一天一晚,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山上,准备和儿子一起死。结果儿子不停地喊‘妈妈我饿了,我们回家吧’。他这一喊,就把我喊醒了,我一下就心软了,赶紧打消念头,下山回家”。
  与自闭症儿子相处这么多年,陈炎告诉记者,他和妻子经历过希望、期盼与自尊都被打得粉碎的过程,“然后再慢慢一点点重建”。十多年过去,他们已与儿子的病,以及纠结痛苦的自己达成和解。曾有人劝他们再生一个好的孩子,但夫妻俩觉得不行,“再生个孩子替代他?怎么替代得了呢?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你得负责到底啊”!
  
无依 自闭症孩子长大后形成“隐形人群”
  “在现在的自闭症干预机构里,你能看到的几乎全部都是14岁以下的孩子,看不到成年后的自闭症孩子,这些长大了的孩子,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成为了社会的隐形人群。”陈炎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实际上,这些成年的自闭症孩子大都跟他儿子一样,在家里待着。
  全国自闭症患者家庭调查中的数据显示,不到10%的成年自闭症患者有工作或者送托养机构,更多的是待在家里。在家里并不意味着问题得到解决。陈炎说,他曾经请过专职保姆和妻子在家照顾孩子,“一年换8个保姆,没有人受得了”。
  两年前,陈炎萌生出建一家大龄自闭症患者康养基地的想法。当时,他在长沙考察了多家自闭症康复托养机构。在他看来,这些机构面积不大,空间狭窄,非常压抑,“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师资力量也少,基本上没有针对大龄自闭症患者的课程和事项安排,也不愿意接收大龄患者”。
  “大多数残疾人康复机构属于‘广谱性’救助,比如有些智力障碍或者是肢体残疾康复机构里,康复师与患者的比例达到1:8,甚至是1:10,对自闭症人群来说,这个比例肯定不够。”陈炎告诉记者,自闭症患者的情绪管理、生活自理能力康复等难度极大,且各不相同,一个动作一个好的行为的养成,比如吃饭、如厕等,都需要上千甚至上万遍的重复,“这对康复机构的师资力量要求太大”。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自闭症孩子的叛逆往往比普通孩子来得更为激烈,情绪控制更差,发生走失、意外伤害等几率高。正因如此,大龄自闭症康复托养机构的管理运营难度极大,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机构,都不太愿意尝试。据了解,全国大概有2000多家自闭症患者康复机构,主要针对小龄患者,其中公办机构约占10%。
  “自闭症孩子成年后,通常在普通的托养机构无法适应,因此,他们很难再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人们关心的是孩子,期盼他们康复,却遗忘了那些几乎不能康复的成年自闭症患者——他们被当作这个社会的异类或者‘失败者’,我们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陈炎说,他想为像儿子一样的人找个去处,“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尊严,是48岁的陈炎谈及儿子和自闭症时,频频提到的词汇。
  (下转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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