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愿做比翼鸟，在房愿为互叫猫。”初看这句诗，你一定以为这是谁在恶搞白居易。可你想破脑袋也想不到，写这话的人是当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王蒙。
　　“猫叫春”，在湖南人这里绝对是骂人，可在王蒙的阐释里却是让人向往的爱情场景，“两只猫相互怎么叫，如何会见、结识、试探、两情相悦，这很让人留恋……”
　　10月27日星期天，长沙天心区乐之书店，上百人挤在不足一百平米的“王蒙读者见面会”现场，兴致勃勃地听这位前文化部长、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聊爱情、婚姻、时代以及世道人心……
　　王蒙，中国人都不陌生，一部《青春万岁》曾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其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里写就的作品几乎书写了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出人意料的是，他这次带来的作品竟然是关于爱情的《生死恋》，尤其让湖南读者想不到的是，聊起爱情，这位86岁的老人竟然很有一股“口得瑟劲儿”，时时语出惊人。
　　这注定是一场思想与文化的盛宴，一同出现在对话现场的还有湖南出版界的大咖、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以及湖南文学界的大咖、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何立伟。对于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读者来说，这个周末，堪称“三个男人一台戏”!
　　
86岁再出场，为啥写爱情?
　　“大周末的，来这么多人?”一句上扬的京腔，算是给台下一百多人打了招呼。可不是，如果不是王蒙来了，谁知道长沙城的爹爹、娭毑里，藏着这么多“文青”呢?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发现，跟以往任何一个读者见面会不同的是，粉丝队伍里挤满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一位手上布满老年斑的娭毑告诉记者：“尽管我已经看不清字了，可还是忍不住买了王老师的两本新书”。
　　其实，出现这样的场景并不奇怪。1953年，王蒙的首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发表，在座的各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正是60多年前的少男少女，他们个个都曾红着眼读完了王蒙的文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转眼，“所有的日子”已经过去得差不多了，他做了10年的基层团干部，22年的“右派”，3年零5个月的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0年的中央委员，15年的政协委员。成了享受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人民艺术家”勋章获得者……对《青春万岁》最初的读者来说，他们不仅仅是来看看昔日的文学偶像，更是来寻找和重温自己的青春岁月。
　　也许正因为如此，现场各种各样的提问层出不穷。当然，最让大家感兴趣的是：“您这么大年纪，为啥还要写爱情?”
　　王蒙却很诧异，在他看来这似乎根本不是件意外的事：“86 岁也好，96 岁也好，106 岁也好，只要还活着，对爱情就应该有记忆、有感触、有向往，就应该写，来证明你还活着，证明你对生命有感觉!”说完，还不忘郑重地补充一句：“我很高兴我还能够保持这种嘚瑟劲儿。”
　　如果看过小说，你会发现，王蒙不仅仅保持着这种年龄少有的生命激情，还保持着年轻人一样的爱情感触，他的这种感触在《生死恋》里凝结成了这样的文字——“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试想，把这样的语言放到网络世界里，不亚于任何一句眼下流行的“土味情话”吧?
　　
这场“生死恋”的背后
　　在出版人兼文学评论家龚曙光的眼里，王蒙笔下的爱情却不再是世俗意义上的爱情那么简单了。“文学史上关于‘ 生死恋 ’的小说很多，日本甚至还有一部深入人心的电影也叫《生死恋》。但王蒙的小说只读到一半就让人明白了，这场生死恋是王蒙式的生死恋，是中国社会的生死恋。”龚曙光的理由是：王蒙写了一个看上去很平淡简短的爱情故事，却概括了中国 100 年来的社会变迁。他没有写任何大的社会事件或任何一位政要，而是把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真正嵌到了社会生活变化的最深处——那就是人心世道，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如何在社会碾压中艰难生长出的生命微光。
　　那么，这本在龚曙光看来如此有力量感的爱情小说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生死恋》是一本小说集，收纳了王蒙近期发表的4篇小说，包括《生死恋》《邮事》两个中篇以及另外两个短篇。其中，主打小说《生死恋》讲述了老北京顿家和苏家两个家庭近半个世纪的纠葛，以顿家儿子顿开茅的视角，描绘了“似乎是他亲弟弟”的苏尔葆的一生。
　　苏尔葆的父亲是德国学专家，1955年入狱，1979年又被平反。苏尔葆中学毕业后做了建筑小工，恢复高考时成了医学类大学生，1984年赴美留学，2005年终于有了“洋学位”，次年被跨国医疗公司派往中国办合资厂，成为厂长。2016年自杀身亡。
　　苏尔葆人生中的每一个身份都紧跟时代的节奏，比如出国留学、跨国建厂等等。夺取苏尔葆生命的东西是爱情。一直让苏尔葆苦闷的是“可能的私生子身份”，他不知道自己的来处，所以他一生习惯对命运安排的被动接受。他接受了对他一见钟情、11岁就开始帮助他和他家人的单立红，于是结婚生子。但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是，晚年的他爱上了“月儿”。两头拖沓，挣扎8年，最终得以离婚，月儿却已经嫁与他人。
　　除了苏尔葆，顿开茅的父亲顿永顺的一生也是活在爱情纠葛里的，顿永顺多次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处分，并两次离婚。临死前对儿子说的是：“对不起……孩子的妈。”
　　显然，故事并不复杂，但当把这样的故事置身于纵深感很强的各个时代节点后，它就有了艺术质感。正如龚曙光所言，王蒙不管写什么，他始终都能把自己的生命摆进去。最早的《青春万岁》，那是生命的一声畅快呼喊;三年后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那是青春生命遭遇的第一声叹息……直到《生死恋》，还是王蒙在以他的生命来观照中国社会的进程。
　　然而，写《生死恋》的这位老人，自己却是细水长流的爱情践行家。他与妻子崔瑞芳一见钟情，相守几十年，崔瑞芳曾穿着高跟鞋去京郊看过在那里劳动的他，在王蒙决定去新疆后，她又在边地陪了他二十多年。
　　王蒙的好友张贤亮，曾半开玩笑地吐槽过王蒙的不沾绯闻：他一个这么优秀的作家，怎么可以没有绯闻!转念一想：最好的女人被他娶到了，你有什么办法?
　　
被王蒙“保护”过的湖南作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文化部长任上的王蒙，曾积极推进过开放、多元的文化理念。而作为《人民文学》的主编，他也是如今不少文坛主力的伯乐。《人民文学》当年曾把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作家召集在一起召开文学研讨会，王朔、马原、刘索拉、莫言……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在名单之上。湖南著名作家何立伟也是其中一份子。
　　那时，何立伟的很多小说都是在王蒙以“头条加编者按”的隆重加持下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同时，他的成名作《白色鸟》能在全国获奖，也离不开王蒙的推荐。
　　另外，湖南女作家残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因作品《天堂的对话》遭遇非议，甚至有人扬言要“封杀”她。王蒙专门撰写了文章，为这一女性先锋作家“松了绑”。
　　时光荏苒，这些当年喜欢写爱情的青年作家也都成了“老作家”，而老作家自己，又重新写出生入死的爱情。而他的高明之处，何立伟一语道破：“王蒙老师写每个人面临的爱情、家庭、生死等浩大问题时，那种无褒无贬的态度是一种巨大的宽容。”
　　对何立伟的这一认知，王蒙向读者说的一番话几乎就是最好的呼应：“如果你看过《家》，会觉得父母包办婚姻简直太恶劣了，可是当我们有了选择爱情的自由，是不是就一定能得到幸福?世界上那么多没有父母包办的婚姻和种种限制的人们，他们就幸福吗?美国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是不是杀了妻子?其实，你得不出一个绝对的人生结论。”
　　也许就因为这种开放性的思维做支撑，何立伟直言王蒙“是一个86岁的少年”，而王蒙也多次坦率地表示自己写起小说来“真口得瑟”。在他这里，年龄只是资本，他说：“对一个86岁的人来说，时代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本身就是文学，里面充满了对过去事情的留恋。”所以，王蒙一开始就幽默地说，他留念那些发情期在房顶上互叫的猫儿，只是可惜现在的城市里只剩下高高的公寓楼了。言下之意，连那些猫儿的爱情都没法安置似的。于是，他只好回忆过往生活里的猫儿、以及院子里的煤渣、煤球之类的事物，《生死恋》的故事也就在这些回忆里一一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