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刻以前，赵树勤刚刚完成一场名为“中国女性文学70年”的公益讲座。作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与文化教学研究的学者，赵树勤听到这个问题也不禁愣了一会儿，但她很快回答说：“无论是公民的男女平等意识，还是女性的性别意识，都是一个持续的、不间断的代际发展过程，也只有如此，才能不断构建两性平等、两性和谐的社会。”
不过，女性性别意识持续的、不间断的代际发展过程，在赵树勤这里，更多地是映照在过去70年的女性文学史上。“解放前，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为平均每人0.8年左右，即每人平均只受过8个月教育。连字都不认识，更谈不上创作。” 赵树勤说。然而，通过扫盲等一系列行动，这个状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为好转。此时，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开始涌现并逐步发展起来。
从文盲到女英雄，从大胆表达爱情到高举事业大旗，从含蓄内敛到拥抱人性，从繁星点点到“半边风景”……中国女性文学既像其他文学景观一样紧扣政治经济变革，同时更彰显了女性70年来主流思想、话语方式的演变。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中国女性文学的崛起正是中国女性地位崛起的侧面。
1949—1976：革命与爱情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全国热映，不少眼尖的“60后”“70后”发现，在电影单元《相遇》里，张译饰演的男主高远很爱读一本书——《青春之歌》。镜头里，多次闪过高远在科研所里时时摩挲《青春之歌》封面、追忆往事的场景。
《青春之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追捧的流行小说，热度不亚于后来的郭敬明作品。小说讲述了女大学生林道静一生遇见的三个男人，而这三个男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生活志向和信仰，最终她在共产党员林红的激励下坚定了革命意志，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在赵树勤眼里，1949至1976年，是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个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通过革命叙事，塑造女英雄来体现女性的成长。《青春之歌》正是代表作之一。 这是女作家杨沫于1958发表的长篇小说，也是她的代表作。后来这部作品多次被翻拍成电影，影响了好几代人。
杨沫祖籍湖南湘阴，她的自身经历有多处和林道静重合的地方，比如没落书香家庭出身、逃离包办婚姻、和初恋男友的悲剧恋情等等。
除了杨沫，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还有草明的《火车头》《乘风破浪》，宗璞的《红豆》等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通过革命与爱情的对比来讲故事。“女主角要么在革命和爱情中抉择，要么在于爱情的引领和影响下走向革命。”赵树勤说，她将之概括为三种模式：一是革命和爱情的顺生模式，二是革命和爱情的背离模式，三是爱情和革命的共生模式。
然而，杨沫和宗璞都曾在这一时期遭受过强烈的批评，有人认为她们把爱情描述得过于缠绵悱恻，是“小资情调”。不过，也正因此许多青年读者才在革命叙事下得到了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情感寄托。
1980年代：建造自我写作的“房间”
上世纪80年代初，两只几乎在后来激荡了整个中国女性主义风潮的“蝴蝶”，开始在文艺界煽动翅膀，它们分别是波伏娃的《第二性》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房间》。
“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和属于自己的财产，她才有思考和创作的自由。” 伍尔芙在书中写道。由此，中国女性作家开始接过她的旗帜，逐渐建造起女性自我书写和表达的“房间”。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一时期的很多文学作品的名字都和空间有关。”赵树勤说。其中的佼佼者有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方舟》颇类似于中国版“绝望的主妇”，三个有体面职业的女性知识分子——当导演的梁倩、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荆华、在外贸公司做翻译的柳泉，她们的生存处处被以男性为主角的社会掣肘着。
梁倩的丈夫白复山，虽然早与梁倩分居，却眷念梁倩父亲的高位不肯离婚，打着老丈人的牌子给人办事，甚至为了报复梁倩,不惜造谣干扰她的作品审查;荆华的丈夫，因为她把钱省下来寄给被打成反动权威的老父和失去了生活保障的小妹而殴打她，因为她不想生孩子而到处粘贴列举她不贤不惠的大字报;柳泉的丈夫在柳泉父亲被打成“里通外国的间谍分子”之后，不但不能替为洗清父亲不白之冤而到处奔波的柳泉遮风挡雨，而且每晚喷着酒气强迫她过性生活，因为“自从他们结婚以来，每个夜晚，都像是他花钱买来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便蚀了本”。以至于每个黑夜都成为柳泉的灾难……
张洁曾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直到21世纪仍然坚持创作。她的《方舟》因犀利地指出女性的生存困境而在当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同时期的张辛欣则没有那么“辣”，但她同样在《在同一地平线上》里刻画了一个想要妻子放弃考大学、专心照顾自己且渴望出名的画家丈夫。小说里，妻子的故事同样和张辛欣的自身经历很相似。恢复高考后1979年，张辛欣考取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为了升学，她痛苦地选择了与丈夫分别。
1990年代：写作突破“性禁区”
“当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时，外媒瞠目结舌。”赵树勤笑着开启了1990年代文学圈的记忆阀门。要说当代女性文学，王安忆、铁凝，还有湖南籍作家残雪是绕不开的人物。《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大浴女》让铁凝被冠以了“女性主义”作家的符号;而王安忆于1980年前后推出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则在女作家中率先突破“性禁区”，真实表现了妇女生活经验中的人性欲望。
“这在当时几乎是石破天惊的。”赵树勤说。在这些文学作品里，女性在“性”上的被动转变成主动。“仿佛字里行间藏着一句呐喊。”赵树勤形容道，而湖南作家残雪在赵树勤看来，是一种仿男性的写作表达，打破了传统女性书写“优美”“内敛”“抒情”等标签，以逻辑反倒的方式，在文字里进行一场哲学思考，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探索与进步。
21世纪：她们的探索与反思
21世纪来临之前，全国各大媒体和网络平台都在搞一个策划，21世纪最火的字会是哪一个?赵树勤记得，当时评选出来最红的字是“她”。这似乎也意味着在中国文学领域，21世纪是个“她世纪”。
回溯历史，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品，女性文学迅速从繁星点点变为了“半边风景”，迄今为止，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就有王安忆、王旭峰、宗璞、张洁、迟子建。女性话语的构建开始走向多元，有从私人生活场景入手的，有从女性家族史着手的，有从城市生活展开的……
另外，网络文学经过十年的发展，也早已登堂入室，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流潋紫、安妮宝贝、阿耐、顾漫……越来越多的名字霸屏了“90后”的青春视野。
但是，在赵树勤看来，当代女性文学也开始出现一些物极必反的想象。“比如过于沉迷身体经验”“为迎合商业市场重复个人写作”“对底层的漠视”等等。当然，一些具有反思精神的作家，已经开始在进行自我纠正，比如作家戴锦华便将自己的写作描述为“没有屋顶的房间”，执意要从“身体体验”“私人生活”的表达领域中走出来。
同时，在“关注底层”的写作探索里，一些有情怀有担当的作家和作品逐渐浮现出来。如以《长恨歌》为代表作的王安忆，在后期的写作里，她把视角从上海最繁华的“淮南路”转向了农村的“梅家桥”。作品《富萍》谐音“浮萍”，就是以一个叫“富萍”的保姆开展的故事。
女性文学一步步走到今天，赵树勤认为，网络给了女性创作更大的题材空间、更为有效的传播途径和反馈机制，再往后，女性文学还会迎来更加长足的进步，一个如同万花筒般绚烂的中国女性文学世界将妥妥地出现在“她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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