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争输赢的网民最近很是疑惑：绿豆汤到底是红还是绿?由此还发生了“南北之争”。一提到“绿”，网友们就骂得很露骨。
　　其实绿色多好啊，代表和平、环保、生命、希望……可要是有人把它顶在头上，就会摊上大事。
　　汉人对“绿色”抱有复杂态度，源于对女性怀着的复杂情感。
　　记得当年《董小姐》红遍大江南北时，宋东野低沉唱道“爱上一匹野马，可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如此诗情画意的歌词，偏又被人误读了：爱上那么野的人，头上不顶着一片呼伦贝尔大草原才怪呢!
　　中国人为什么对“绿”这么敏感呢?这得怪“绿帽子”。
　　关于绿帽子，在汉文化当中有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一个美妇人，丈夫常年在外做生意，妇人在家寂寞难耐，与一布贩子好上了，怕事情败露，遂与布贩子商量，每次丈夫出门，给他带一顶绿帽子，布贩子看到他头上绿油油一圈，就去与妇人私通。
　　显然，这个故事是后人杜撰的。
　　“绿帽子”变身为中国汉文化中最独特的帽子，也是经过了几千年历史演变的——
　　清代翟灏在《通俗编》指出，春秋时代，有货妻女求食者，绿巾裹头，以别贵贱。
　　东汉以前，士大夫阶级所戴的乃是冠，而巾只能用于平民或贱民，当时的绿头巾就已是娼妓之家的专属。
　　嗯，古人用植物制成衣服，可衣服上植物原本的绿色却斑驳不堪，看上去脏兮兮的，自然会被有钱有势的人所鄙夷。
　　所以，在唐代，地方官吏对犯罪分子不用杖罚，“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闻见录》)。
　　到了元代，绿色服装限于“娼妓”、“乐人”所穿。《元典章》规定：“娼妓穿皂衫，戴角巾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
　　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手里，他干脆下诏：“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人服”。
　　他还明令让娼妓家的男子必须头戴绿巾，腰系红褡膊，足穿带毛猪皮鞋，不许在大道上走，只准“靠边走”。
　　由此一来，人们见着戴“绿巾”的人，便晓得他家“另一位”干的是什么工作，如此广而告之，比脸上刺字还要伤人。
　　中国汉人最害怕的这顶帽子，创始人为什么会是老朱呢?源于他的疑神疑鬼。
　　有一天，一位妃子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兴冲冲告诉了老朱。老朱很开心啊，可不顺心的是，孩子早产了。
　　早产本来也不是啥问题，可老朱觉得有问题。他怀疑这位妃子给自己戴了绿帽子，后来把孩子抱来一看，脸色顿时就绿了：这小朱咋越看越不像老朱呢?
　　朱元璋把那妃子抓起来，赐她穿上“铁裙”。这玩意是老朱自己研发出来的刑具，由铁片打造而成，形如裙子，逼犯人穿上，然后把裙子放在火上烘烤，想想都残忍之极啊。
　　到了清末，才子易实甫(我湖南人哦)用“帽儿改绿，顶子飞红”描绘当时官场的性贿赂。自此之后，“绿头巾”正式更名“绿帽子”。
　　在古代，男人们有三妻四妾。可一旦女人越雷池一步，就要穿铁裙、坐木驴、浸猪笼，生不如死。
　　老朱之流更狠!他生前嫔妃无数，生活可谓绿意盎然。可他蹬腿驾崩之后，要40多个嫔妃殉葬，谁也没机会在他头上添一片绿色布帛……
　　这些历史故事就是赤裸裸、明晃晃地告诉我们：女人如果给男人戴上绿帽子，男人就会对女人捅进红刀子。
　　本质上，绿帽和乌纱帽一样，都是代表男权的力量和权威，只不过一个“弱爆了”，一个“劲爆了”。
　　所以嘛，几千年来，中国男人并不是跟绿巾绿帽杠上了，更不是讨厌“绿”字，而是他们希望维持男权尊严，并由此培育了一个词汇或一个物件，来污名化某些女性权益。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不久前朋友讲述的一个故事。
　　在少年时代，A先生和B女士的爱情历经千辛万苦，他们爱得炽烈;后来，A先生求财于海南，B女士求学于海外;再后来，A先生沦为中年油腻男，可B女士拿到美国绿卡。
　　重点是，他们昔日的朋友们也大多认为：B女士为啥能拿到绿卡呢?是因为她给A先生戴了一顶绿帽子，嫁给了一个老外啊!
　　他们全然不理会，B女士与那老外同学是多么地志趣相投。朋友甚至还转述他们的总结：“每一张绿卡可能有一顶绿帽。”
　　这就是某些混蛋的混账逻辑——即便是到了今天，他们很多时候还带着绿色眼镜看女人，总觉得女人靠“绿帽”获取“绿卡”。
　　朱元璋要娼妓家的男子头戴绿巾，固然让人心颤;可有些现代国人对女性成功背后的“绿帽子臆想症”，更是让人胆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