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我要去，我要亲眼看到害死我儿子的罪犯被审判，我还要带我儿子的骨灰回家，我要去!”
老来失子是人生无法承受的悲痛，望着老人泛红的眼眶，我知道说再多的话也没法抚慰一个母亲失去儿子的痛心。
洪家关乡某村龚老伯老两口的儿子几年前在福建省闽清县被传销组织骗入后又遭其人员伤害致死，案子直到2018年才破。
在悲剧发生前，已经离异的儿媳就改嫁到了安徽，留下一个男孩由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抚养，家庭经济本就十分困难，儿子被害后，更加雪上加霜。他们请不起律师，为此，前后三次都是我帮他们代书刑事附带民事诉状。
2018年7月，这个案子在福州开庭。老人希望我能作为他们的法律援助代理一起去福州出庭。我二话没说，立刻答应了。
办理完相关手续后，我们一路舟车劳顿，连续坐了27个小时的车才到福州。下车后，我看他们疲乏不堪，在车上一天一夜只吃了个盒饭，便劝他们先吃点东西再去法院，老人连连摆摆手说没心情，先去法院要紧。
下午3点左右，我们在福州市某人民法院联系完出庭事宜，刚从法院出来，没想到就碰上被告人之一胡军(化名)的父亲和他们的代理律师。胡军的父亲是从江西赶过来的，两个不同立场的父亲以这样的方式碰面了，大家都很意外。胡军的父亲先态度诚恳地道歉：“老人家，对不起，我儿子也是被传销骗过来的，出了这个事我们也很难过。儿子做了错事，我们也想给您作点补偿。”
他们想庭前谈谈民事赔偿的问题，没想到却被龚伯态度冷淡地怼了回去：“你儿子是主凶，多少钱也买不回我儿子的一条性命。”
一旁的代理律师说：“案件总赔偿金额我简单地算了个账，大概在60万左右。本案有10名被告人，我们只想承担我们一方的赔偿，大概是几万块钱，希望你们对我的当事人给予刑事谅解。”
龚伯一听就来气了：“什么?几万块钱就想买一条命，我再穷也不要这个钱!”我一看气氛不对，连忙制止了交谈，让双方开庭后再找机会协商。
第二天的庭审结束后，我单独与胡军的律师见了个面，沟通情况。律师说，胡军家也是农村的，几十万肯定赔不起，他可以给他们做工作，尽量多凑点。
回来后，我跟两个老人商量。我说，10个犯罪嫌疑人都是重刑犯，在定刑之后法院会判决民事赔偿，但是执行是很难的。今天10个被告人，只有胡军主动与我们协商了赔偿的事，说明胡军家属的态度还是诚恳的。我提议从20万开始谈，15万保底。两个老人听后长长地叹了口气，商议一番后算是同意了。
几天的庭审结束后，法官宣布将择日宣判。法庭组织庭后民事赔偿调解，10名被告还是只有胡军有通过赔偿取得刑事谅解的意向，但是胡军父亲表示最多只能凑10万，双方没有当庭谈拢。回来后，我发现两个老人情绪都很低落，我也理解他们的心情。到目前为止，法庭还没有当庭宣判被告人的罪刑，民事赔偿一个也没有落实，他们心里怎么会好受?
我劝说他们：“龚伯、龚大妈，我理解你们的想法，儿子一条命就要这么点钱，你们不仅自己难受，回去也不好跟亲戚们说。但是你们要考虑孙子要上高中考大学，能为他争取一点学费也好。”
龚伯叹了口气说：“你说得也在理，那就最低谈12万吧!”晚上，我与胡军律师进行了电话沟通，约定双方当面再最后谈一次。
第二天上午9点，双方都到了协商现场。胡军父亲说：“老哥，你要的12万真的不多，但是我昨天晚上打电话临时凑钱，也只凑到了11万，你看怎么办?”
龚伯叹了口气说：“出了这事，我们做父母的都不好受，你的态度也算诚恳，就这样吧!”于是，双方顺利签下了民事赔偿协议和刑事谅解书。
从福州回来几天后，两个老人又来到司法所，龚伯悄悄地塞给我几百块钱，说：“这次要不是你去，我们两老真不晓得怎么搞，太感谢你了，烟都没给你买一包，你拿起自己买两条烟去。”
我推开他的手：“龚伯，如果为两条烟，我才不得跟你辛辛苦苦地跑那么远了，赶快收起来吧!不然，以后我都不会再给你帮忙了。如果有其他被告亲属跟我联系赔偿的事，我还会帮你们协调的。”
“好!好!”两位老人连不迭地点头。
人民调解员风采
刘晓东，现任张家界市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桑植县司法局洪家关司法所所长。从事人民调解工作13年，调解纠纷400余件，调解成功率98.2%。曾荣获“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湖南省‘调解化纠纷、息访促平安’专项人民调解活动先进个人”“张家界市十佳调解能手”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