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6日，何顿被确诊为直肠癌。他说，自己是“被文学吊了一口气”，也许正是这口气支撑他顺利完成了手术。何顿从能坐起的那一天就开始着手写作，有时累得精疲力尽，一天却只能写几行字，身体逐渐恢复后才加快了写作进度。2019年2月24日，河顿的新书《幸福街》分享会在长沙止间书店举行，这意味着他想记录的故事已经如愿以偿地记录下来，并可以幸福地与读者进行分享。
女粉丝的读后感
何顿住在离长沙市中心很远的一个小区，他笑着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每次去市中心都是进城。他说，之所以选择这个小区，是因为要“抵制诱惑”，方便潜下心来阅读和写作。
说起何顿，湖南人估计并不陌生。作为长沙人，何顿写下了不少充满长沙味道的作品：《就这么回事》、《我们像葵花》、《生活无罪》、《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黄泥街》等等，曾多次获得各项权威文学奖，其中《黄埔四期》获第二届路遥文学奖。
早在多年前，何顿就有了写“50后”的想法，但一直没有下笔，在患直肠癌做手术前的那个晚上，他终于决定动笔。为此，他花了三年时间写下这本《幸福街》。那么，幸福街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简单地说，它描述的是幸福街上两代人60年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小说里的幸福街坐落在黄家镇上，这个千年古镇有古朴幽静的麻石街和历史悠久的庙宇院落，各种各样的果树和各种各样的花适时出现在古镇的各个角落，故事的主人公就从这些角落里一个个走出来。这些“50后”的故事串联了60年里整个以幸福街为中心的人事动荡。他们的人生与命运几乎就成了那代普通老百姓的一个集体缩影。而在何顿的构想里，“幸福街其实就是写我当年生活过的那条街，幸福街里的人就是我熟悉的人。”
和以往只写一个人物的命运不同，这次，何顿以群像的形式来描写他们这一代人，从群体的角度来思考和总结。为什么取名《幸福街》?何顿说：“因为健康就很幸福，活着就很幸福。”
这本书里，何顿时不时冒出的长沙方言，让湖南人尤其是长沙人备感亲切，所以有长沙读者看完书后会心一笑：“徜徉在这些故事里，一页页书翻过去，就仿佛跟生命里所有认识的人一一打了个照面。”
文学评论家白烨点评道，《幸福街》写出了小人物的各种悲欢、各种命运的交响，是值得关注的作品。文学评论家龚旭东把《幸福街》读了四遍，在他看来，小说很典型地表现了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生活状态。
有个女读者看完这本小说，特意写了长长的读后感发给何顿，她说：“ 作者在故事的叙述中穿插了分析和评论，很少，但都精炼生动，显示出深厚的人生积淀和独立思考，而真正让人感动的，是贯穿全书的正义感和作者无意中表露出的真诚与深情。”
显然，何顿的作品从来不乏细腻的一面，所以他的粉丝(网上称之为“顿粉”)队伍里从来不乏女读者，这得益于他的人物塑造能力。作为男作家，何顿曾塑造过不少鲜活的女性人物形象：《湖南骡子》里的何秀梅、《青山绿水》中的杨小玉、《我的生活》里的陈娟、《蒙娜丽莎的笑》里的金小平等等。在《幸福街》的创作过程中，陈阿亚这个女性角色是第一个冲进何顿脑海里的，也是他着笔墨最多的女性人物。“她和陈漫秋是我在这本书里最喜欢的女性角色，漂亮文雅骄傲，和我之前写的女性相比，她们更活跃。”
何顿还颇为开心地告诉记者，早在很多年前他的作品就颇受女“顿粉”欢迎，“上世纪90年代还曾在《今日女报》连载过小说《寻找爱情》呢。”
写作路上的苦功夫
何顿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他当过美术教师，干过装修，现在却已经是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沙市文联副主席。那么，他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说起来有些曲折。
“上大学前，我们唯一能不被老师没收的课外书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虽然上了大学，但何顿自认“没什么文化”，20岁他才开始阅读世界名著，别人去图书馆借书是一本两本地借，何顿去借书，往往是用一个网袋子往家搬。看到喜欢的作品，他还会去书店买下来。
他几乎把当时能买到的世界文学名著和哲学家的作品都读完了，在这样如饥似渴的阅读中，何顿的兴趣发生了改变，他认为绘画已经不能表达他内心的思考，唯有写作才能。
开始写作的前四五年，何顿不断地遭到退稿，他也曾把自己多年的文稿付之一炬。但他始终觉得，被退稿并不是件坏事，“这让我更加坚定写作，更加追求作品质量的提高。”
他曾和朋友合伙，做过装修生意。“我老婆是学音乐的，她同学家里都有钢琴，我们家没有，这让我觉得羞愧，不能让老婆女儿跟着我受罪。”而当何顿做生意赚了几万元钱时，他“感觉把自己一辈子的工资都赚到了”，于是又掉过头回去写作，显然，他的心思并不在赚钱上。
1991年，何顿完成了中篇小说《生活无罪》，辗转至1993年才发表，也正是从这时候起，何顿的创作之路才开始顺利起来。此时距他大学毕业，已经过了整整十年。
这十年间，何顿没有老师指导，也没有文学上的朋友同行，不间断地阅读和写作是他唯一的途径。“这个事不能投机取巧，只能下苦功夫摸索。”
根据女儿建议修改作品
何顿的女儿如今在从事网络文学创作。“她以前是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的，2011年她大学毕业，我们本来想让她出国留学，但后来她写了一个小故事给我。”从这个小故事里，何顿惊讶地发现女儿的文字驾驭能力、词汇表达能力并不比现在的年轻作家差。他对女儿说，如果愿意从事写作，那就不要出国。
女儿选择了留下来。不过，何顿之后就再也没能读上女儿的作品。“她不愿意告诉我她的笔名。”但这次《幸福街》的原稿，何顿请女儿提了意见。“女儿觉得原来的结尾太过苍凉，于是我就把结尾改了。”
何顿坦言，年轻一代比他们当时接触文学要早得多，阅读环境也好得多。“以前，我经常带着女儿逛书店，买了很多课外书籍，还有简易版的世界名著，我跟她说，这是把知识买回家。”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钟爱“快餐式”的阅读方式，年轻人很少阅读严肃文学，这是受时代的影响。“我们那个时代，苦难多，但是压力几乎没有。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相反，没什么苦难，但自我压力和生活压力非常大，这也难怪他们更爱轻松愉悦的阅读了。”也正是如此，他才与时俱进地接受了女儿的建议，改了《幸福街》的结尾。
何顿感叹，作家不能固执已见，要随着时代变化而进步。“作家就是书记员，要记录时代的喜怒哀乐，不要把自己束之高阁。”
眼下，何顿的下一部作品已安排上日程，“写的是我一个朋友父亲的故事，是一本关于武术的小说。”何顿说，“只要读者没有嫌弃我，还愿意阅读我的作品，我就能一直写下去。”谈起和读者的交流，他高兴地告诉记者，2月24日在长沙止间书店的分享会上，有四名“铁杆粉丝”从20多岁开始看他的书，从青年读到中年。“我出版的每一本书，他们都买了，这次还带了一大袋子给我签名。”对作家来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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