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夫妇的离婚判决书虽然已经下来了，却更助长了这对夫妻的仇恨，并延伸到了双方父母，连带着12岁的女儿也成了受害者。谢丽及其父母到贺刚的单位门口拉一个多月横幅，她母亲还跑到贺刚单位食堂吵闹，并在冲突中摔断了手，落得要住院治疗。
谢丽还一直居住在法院判给贺刚的房屋里，并购置了大量液化气瓶，扬言要把房子炸了，明显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威胁。而贺刚为了逼谢丽搬出去，早在一年前就将这套房屋低价出售了，现在这套房子的新房主也加入到他们夫妻间的大战里。
作为调解员，我也是第一次受理如此错综复杂积怨深重的离婚案件，能否调解好，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夫妻一场，为何离婚会闹到如此地步呢?我反复研究法院的判决书，看出了一点端倪。
这套房屋是贺刚的婚前个人财产，所以法院判决仍归贺刚所有;贺刚另有住房公积金99323.15元，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平分;女儿贺萌萌(化名)判给了贺刚，谢丽每月需支付800元抚养费，直至女儿成年。
近15年婚姻，在财产分割中，谢丽所获不多。是不是因此让她心生怨气，对前夫的仇恨又将她逼进了牛角尖呢?我决定约谢丽见面聊聊。
来到我面前的谢丽，虽然只有37岁，但这几年的离婚官司，把她折腾成了一个憔悴的怨妇。一见面，她就喋喋不休地辱骂前夫贺刚，哭诉自己19岁就跟他恋爱，为他生儿育女，自己没有工作，将近四十岁离婚却一无所有。 “一定不会放过谢刚，要跟他算清楚账。”她恨恨地说。我听出了她内心的脆弱敏感，她很容易歇斯底里。
当天的沟通，我只充当了倾听者的角色，让她尽情地倾诉发泄，只在适当的时机鼓励她要重新振作，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谢丽慢慢建立起了对我的信任。
第二天，我约贺刚来司法所。此时贺刚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我跟他聊到谢丽时，他一脸冷漠地说：“她就是一个疯子，反复无常，我已经对她绝望到了极点，这事儿已经没有调解的必要了，一切就按法院的判决来办吧。”
我笑笑说：“如果法院的判决执行了，你们也不会闹到今天这种局面了，难道一定要让她走极端，把房子炸了同归于尽才算收场吗?”
贺刚听后一言不发，他把头深深埋了下去，浑身都在颤抖。看来他也是非常痛苦。沉默良久后，他才对我说愿意接受调解，希望能彻底了断这桩离婚纠纷。我接着劝他，作为有正式工作的男人要大度一点，多站在女方立场考虑问题，同时要对谢母受伤住院有一个妥善处理。之后，我又再次约谈了谢丽，积极开导她。谢丽提出想和贺刚面谈一次，我答应为他们安排。
为慎重起见，这次会面我要求谢丽的父亲全程陪同，并安排社区户籍民警参与。
果然，会面后谢丽一见到贺刚就扑上去厮打，不停地辱骂，还死死堵在门口不让贺刚出去，吵闹了近两个小时，场面一度无法控制。好不容易有点进展的调解工作，又陷入了僵局。不得已，还是只能分头给他俩做工作。
转折出现在一个星期后。谢丽给我打来电话，语气愤愤不平又带点惶恐，说她周末去坐高铁时，发现自己被限制出行了，还被法院划为了“老赖”。了解后得知，她因为强占已出售的房子被新房主告上了法庭。
我立马打电话和新房主沟通。新房主提出，只要谢丽不恶意损害房屋并尽快搬离，便可随即去法院申请撤销执行，但他要求调解员做担保，将房间拍照，留下目前房屋结构及装修的证据。
我趁这个机会来到谢丽的住所。一进门，我就暗暗吃了一惊——门口安装了两道防盗门窗，外加三把大铁锁。看来这几年，谢丽也没过几天安心的日子。进到房间，里面非常凌乱，一些地方被砸得稀烂，只有地上散落的结婚照留存着昔日的幸福甜蜜。厨房里，果然摆放了六个液化气瓶。我苦口婆心地给谢丽做工作，劝说她赶紧叫人把煤气瓶搬走，这种威胁只能害了自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别忘了，还有女儿需要你。”听到女儿的名字，谢丽的泪水夺眶而出，她终于答应了尽快搬离房屋的要求。
经我和同事反复与双方当事人做工作，修改达二十多次的调解协议书，在半个月后终于定稿了，双方当事人再无任何异议，并保证能履行到位：贺刚把给谢丽及其父母的18万元补偿款(含法院判的5万元公积金)先存放到调解员的户头上，等谢丽腾房交钥匙后，再转给谢丽。在亲眼看见贺刚和调解员把钱存入银行后，谢丽也终于在调解书上签名、按手印。几天之后，双方的承诺均兑现了。
这起像麻团一样的离婚纠纷案，经过我们长达一个多月不懈地努力调解终于平息。调解千家事，温暖万人心,这就是我们人民调解员的意义所在。
人民调解员风采
唐亮，现任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天心区赤岭路司法所司法助理员。自2013年从事人民调解工作以来，参与调处各类矛盾纠纷586起，调解成功率98%，其中重大复杂疑难纠纷23起，预防“民转刑”案件二十余起，4次接受湖南都市频道都市调解室现场调解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