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史》记载，明军攻下北京后，不少人把元朝宫中的珠宝进贡给朱元璋。能够一下子得到这么多的珍奇宝贝，朱元璋当时确有些飘飘然。皇后马秀英得知此事后便劝朱元璋：“元有此宝，为何又落你手?可见财宝非真正之宝，贤才才是宝中之宝。但愿得贤才朝夕启沃，共保天下，即大宝也。”朱元璋觉得皇后马秀英言之在理，便在建朝之初，广纳人才，采取轻徭薄赋，恢复社会生产，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污吏，促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开创了为后人称颂的“洪武之治”。马秀英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廉内助”，她对“才”与“财”的辩证理解尤为深刻，对今人的创家立业、治国理政都有启迪。
　　“才”与“财”，音相同，意相远。“才”，能力也，是将知识予以活化和运用的能力，需要不断学习与造就;也指有知识、有能力的人。“财”，是“才”字旁边加个“贝”，指的是金钱和物资，能够给人带来直接的好处，有助于人的欲望的满足，是人们喜欢追逐的对象。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看，“才”与“财”之间却是相通的，“才”是“财”之基，有才的人按照正常的规则、秩序而运行，终究会拥有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财”是“才”之果，人类的一切财富、一切发明创造都是“才”的换取或物化。所谓“有才应有财”“财从才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现实生活中“从事复杂劳动的不如从事简单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不如从事体力劳动的”等体脑倒挂和投入产出不匹配现象，也让有些人认为“才”与“财”无关，发出“读书无用论”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于是乎，有些人便重眼前轻长远、重先得轻后得、重钱财轻人才、重可感轻潜在。这种现象应该要引起社会对人才培养和劳动分配制度的反思。但这种现象肯定不是主流，而是个别的、表面的、暂时的，我们不能为几朵浮云而遮眼，并且由此做出不正确的判断和不理智的选择，更不能“只要马儿跑，不让马吃草”，只重当下的产出不重应有的人力资本投入，只重“财”不重“才”，热衷于涸泽而渔和杀鸡取卵。
　　还有一些人虽然认同“财从才来”，但却对“才”与“财”的要义并没有认真领会与准确把握，一切以一己私利为中心，不凭诚实劳动而谋财，而是挖空心思，极尽所学之知识与技能，巧取豪夺、贪污受贿、坑蒙拐骗、杀人越货。这种人所谋的“财”是伤天害理之财，是坑人利已之财。这种人是典型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拥有的“才”越高对社会的危害也越大。这种“才”不是真正的才，而是歪才、蠢才和害人之才、反动之才，只会为社会所不容;所获取的“财”也不是正当之财，而是不义之财、缺德之财，只会为人类所不齿。这种人的下场可想而知，俗话所说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应该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其实，具备不损害他人利益的能力与水平才叫真正的“才”，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谋福祉的人才，还可称之为英才、雄才和伟才;为求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凭诚实劳动和分配规则而得到的报酬或回报方可称为真正的“财”。这既是为人类和社会做出贡献而获取应有的回馈，也是名至实归的社会褒奖。在崇尚公平正义的社会，在知识经济时代，这样的“才”与“财”，使人信服，受人尊重、令人向往，也备受称赞。像比尔.盖茨、马云以及闻名遐迩的那些才华横溢的名流名家们，他们的雄“才”大略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拥有再多的财富，也属一种应该，不会有人不服和觉得不公平，相反还会受到人们的热捧和赞扬。问题的关键是，你所拥有的是什么样的“才”、又是谋的哪样的“财”。顺应时代发展、合乎社会要求、符合人民期待的“才”，必然适应真正意义上的“财从才来”的法则。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对人才的呼唤，适应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穷并不可怕，缺钱少物也没什么大不了，最可怕的是人无知识、地无人才，却又成天想着要暴富、要发财。人才是国家的第一资源和第一宝贝，是企业和社会发展最核心的要素，有了人才就等于“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无可化为有，穷可变成富，弱可转为强，劣可成为优，后可赶上前。有上进心的人必然注重自身能力之打造，争当被人公认的人才，并以自有的“才”而获得社会应给的“财”。有希望的民族也必然是唯才是举，重视人才，尊重人才，让真正的人才工作有用武之地、生活无后顾之忧，活得有尊严，过得有品质。这才是社会所提倡和需要的“才”与“财”的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