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叶剑英，已是1941年。
急匆匆地去马列学院报道后，曾宪植一路小跑着出门。
“我一定要亲口告诉他，我们有儿子啦!”一路上，曾宪植在心里想象了很多种再见丈夫叶剑英的场景。一别三年，一想到这位坚守延安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还不知道自己有个两岁的孩子，曾宪植便忍不住偷笑。
一路上，曾宪植的脑海里像放电影一般回放着她与叶剑英的往事……
1927年1月，曾宪植投考了国民政府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兵之一，不久即担任叶剑英所在的军官教导团准尉文书，并随叶剑英前往广州，参加广州起义。
“你就是特立先生口中的投篮强手吗?”曾宪植始终记得叶剑英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
在那个女子进学堂都属稀罕事的年代，和男子一起打篮球的爱好让她被贴上“叛逆少女”标签的同时，也给叶剑英留下了好印象。
尽管后来起义失败了，但跟随叶剑英走南闯北的经历让曾宪植快速成长了起来，两人也日久生情。
1928年春，不满十八岁的曾宪植正式加入中共共产党，随即与叶剑英结婚。
结婚不久，上级机关便向曾宪植发来指示：“随叶剑英去苏联留学。”
收拾好包裹，即将出发。曾宪植却在与叶剑英的一次闲聊中得知，留学名额超标了!
“要不，你先去吧!我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曾宪植给了叶剑英一个拥抱，“这样的学习机会很难得，我们夫妻占一个名额就好”。
就这样，叶剑英去了苏联，而曾宪植被派往上海，就读于华南大学。
1929年，求学中的曾宪植被捕。地下党将她营救出狱后，她惧于国内形势险恶，只身前往日本留学，却逢日本政府清查在日中国革命党人，不幸再次被捕。好在其家庭出身委实显赫，这才逃过一劫。
1931年，曾宪植回国后，终于能与叶剑英碰上一面——奉中央之命，他们夫妻俩被派往中共苏区，执行一轮新的任务。
“乔装打扮会吗?越丑越容易蒙混过关。”叶剑英哈哈大笑。但当年，曾宪植可是“延安四大美女”之一，这让她伤透了脑筋。为了不再与丈夫分离，她尝试了很多款不同的妆容，可最终组织还是认为“不妥”，认为“太好看了惹人注目，是过不了国民党封锁线的”。
于是，夫妻俩只好再次“分手”。曾宪植去了香港，直到西安事变后的1938年初，她奉调到武汉新华日报社工作，而叶剑英以八路军驻南京代表身份进入国民党统治区时，两人才又得到了一次宝贵的见面机会。
这一次，曾宪植怀上了与叶剑英唯一的孩子。1938年10月，她在香港生下了孩子，取名叶选宁。
“孩子还从没见过他的父亲。”1941年，再接到中央之命赴延安，曾宪植的内心充满感激——这三年时间，她一直想找机会告诉叶剑英这个好消息。可现实所迫，日军不断侵袭，同志不断被捕，曾宪植也频繁遭受牢狱之灾，与叶剑英彻底断了联系……
终于到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大门口，曾宪植收拾好心情，刚准备走进大门，便听到了一段对话——“叶参谋长的女儿还真可爱!”
曾宪植抬起的脚轻轻放了下来，神情沮丧。一打听，原来叶剑英已经另娶，且生下了一名女儿。
太阳下山，留下弥漫的硝烟。曾宪植深呼了一口气，转身离开——她知道，这个为革命牺牲的年代，自己的一切都属于国家。
后记
转身的一刻，便是重生。1941年，从马列学院结业后，曾宪植被派往中共中央敌工部工作。1946年1月，她随中共代表团到重庆，任邓颖超秘书，同时任中共南方局妇女组组长，从事党的统战工作。
1949年初，中央为筹备在北平召开的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由蔡畅任主任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如期召开，正式成立中华妇女联合会，曾宪植任副秘书长。
曾宪植逝世后，有人曾撰写了一副挽联，对她给予很高的评价。其联曰：“为党想，为人想，把荣誉推出去，将责任揽过来，斥骂赞许不顾，志比泰山若沧海;不计得，不计失，是真理拼命干，有意见当面提，上下亲疏弗论，情同白玉贯长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