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这样诗意地描述这些人:他们与时光为敌,不让古书消失在时光长河中;他们又与时光为友,让古书保持着时光流淌过的痕迹。
他们是谁?他们的名字叫“古籍修复师”。他们修书,却更像修行。“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这是明代对古籍修复师所提出的技法要求。
“古籍修复,是一份功德无量的工作。如果修得好,可以流传几百年。”7月30日,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师施文岚这样对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说。
今年47岁的施文岚,已经在古籍修复室工作27年,“修复古籍近十万页,从未失过手”。可以想象,在她的指尖,曾拨动着多少古往今来的故事……
修一本书,就要负责一辈子
湖南图书馆有八十多万册古籍,施文岚说,有一半需要修复。而古籍修复组包括她在内,只有5个人。从从业人数来看就很清楚,这个完全靠一双巧手化腐朽为神奇的工作不简单。
按规定,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方可称之为古籍。而按照古籍的破损程度,从高到低共分为五级。也许是因为巧手难觅,大多数图书一般先修复一到三级,其余两级暂缓。
记者走进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室时,施文岚正在修书。
也许因为长时间在室内跟书打交道的缘故,这个清秀的女子透着淡淡的书卷气。此刻,她正在修复的是一本残破的雍正年间的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
“我工作时不能说话,要百分百专心。”对于我们的到访,施文岚抱歉地说。修复一本古籍,有拆书、编号、整理、补书、折页、剪页、喷水压平、捶书等十余道复杂工序。施文岚正在做的是为书页补洞。她先将书页摊开,在上面均匀地洒水,将书页打湿。然后在破洞的地方轻轻涂上自制的浆糊,再把补纸贴上去。最后再一点一点的将补纸上多余的部分用镊子轻轻揪下来,很多时候要精确到毫米。
“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施文岚说,古籍修复要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所用的补纸,都是老师傅几十年前买的老纸。用自制的浆糊,是为了保证古籍的“可离性”,如果后世有人想要再修这本书,就可以轻易地揭开。
记者看到,施文岚在修复过程中,每一个动作都很轻,轻拿轻放中,书页似有千钧,仿佛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沉甸甸的历史。
施文岚说,这些古籍都是幸运的,躲过了战乱和灾害,但岁月还是在它们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痕。比如她正在修的《古今图书集成》,需要修的一共有九册,其中有两册因为脱页,出现了许多虫洞。
补好一页纸,施文岚用了两个小时。“这已经是快的了,有时一天都修不完一页。”施文岚说,有的书实在太破,要像拼图一样,一点一点去猜各个部分的位置。把残破的碎纸修成一页,中间有太多环节要考虑。
施文岚还曾和日本的古籍修复师有过交流——同样是补书,日本的步骤和中国是相反的。
施文岚说:我们的方法是把补纸补到洞上以后,再把边上多余的纸撕下来,他们是先把洞看好,按照洞的大小择纸补洞。日本人特别认真,有时候一天就补两三个洞。因为他们要详细考察记录每一个洞,有了预案才开始修复。
跟时间对话,这大概是每个修复师都必须练就的本事。施文岚说,有的古书粘成了书砖,要放到锅里面蒸。“用蒸气让书页脱离,蒸的时间太长了,书就会直接坏掉,时间不够的话,书页依旧粘连。到底要多长时间,只能靠一次一次的实践。”
“再快的速度,一年也只能修一两套书,十几本的样子。”施文岚说,修复古籍这么多年,自己从没失过手,“心里没底的,就不会去动它。心里有底,才会去修复”。
按规定,她修过的每一本书,都要负责一辈子。然而,这些书上永远不会留下她的名字。留艺不留名,这大概也是中国的工匠精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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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修书,也是修行
施文岚原本在湖南省政府工作,但她觉得自己“总想做出成绩,留下点什么”,于是,就来了父亲曾经工作过的湖南图书馆,她对这里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1992年,她被分在了采编部门。实习结束后,领导却建议她到古籍修复组,因为当时有一位老师傅将要退休。
施文岚回忆说,自己早就对古籍修复组印象深刻。她小时候在图书馆里玩,经常从古籍修复室门口路过,发现里面有锅碗瓢盆,以为是一个“伙食很好的部门”。
但当时家里面听说她要到古籍修复组时,都不太支持,因为那里的条件很艰苦,而施文岚自己的内心也“充满了无奈和不甘”。施文岚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提到了她第一次踏入古籍修复室的场景:刚走进古籍修复室,迎面见到一位穿着件洗得快要褪色的蓝大褂、头发花白、身材瘦小的女师傅。她正吃力地弓着背,在一张硕大的长条桌上修书……当时施文岚的情绪就低落了:老师傅的现在就是我的将来?我的青春将这样度过?
艰苦的条件,是最让施文岚难以忍受的。那时候馆里没有空调,虽然有电风扇,但是为了防止对古籍造成破坏,风扇不能开。所以即使天气再热,大家也只能硬扛。
鲜为人知的是,古籍修复师还容易得皮肤病。施文岚记得,那时候图书馆从全省各地收回了大量的古籍,存放在书库中,不少古籍上面布满了老鼠屎、虫卵、蜘蛛网。有的老师傅接触多了,胳膊上一层一层掉皮,一辈子都没好。尽管如此,施文岚还是坚持下来了,“在老师傅们的身上,我充分感受到了敬业精神”。
“当时很多人都不清楚老师傅们在做什么,因为太不容易出成绩了。”施文岚说,修书怎么修,修成个什么样子,别人都不清楚。也没有人来说他们修得好或者不好。但他们依然在默默坚持,从不偷懒。
进入修复组,馆里为她选了一位师傅:即将退休的谭国安。谭国安从最简单的教起,整整带了她三年。第三年,师傅到了退休的年纪,图书馆又将他返聘回来,继续带了施文岚一年。
师傅退休后,将他的工具传给了施文岚。现在她用的书锥、尺子、板子都是师傅留给她的。
施文岚说,师傅的这些东西,他自己用了二十多年,传给了我,现在我也用了二十多年了。
“别小看这些东西,老师傅们特别爱惜,轻易不会给别人用。”施文岚回忆说,有一次她不小心将师傅的书锥从桌子上拂落,锥尖朝下砸向地面。令她没想到的是,师傅完全忘记了危险,竟然用穿着凉鞋的脚去挡书锥。书锥落到地上后,师傅关心的也是书锥摔没摔坏,而不是自己的脚是否受伤。
“从那以后,我对古籍修复工作的态度有了极大转变,我从抗拒到接受,并深深爱上了它。”施文岚说,“真正做进这一行后是特别有意思的,最重要的是,看着一本本破旧的书恢复‘活力’,心中十分满足。”
采访最后,施文岚感叹,刚进修复组的时候,自己才20岁。老组长语重心长地对她说,要做就做一辈子。现在看来,自己真的会在修书这个行业里修行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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