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蔡咸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
蔡畅是红军长征年龄最大的女红军,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和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
李特特走到蔡和森纪念馆二楼,看到陈列馆里摆放着母亲蔡畅的物件时,瞬间就沉默起来。谁也没想到——当她走到一块白墙前,墙上的镜框里只不过贴着几张普通的纸,可她的眼光刚一触碰,全身却猛然颤抖起来。倏忽间,她的记忆跃过这个2005年的春日,掉进了30年前……
那是1975年2月的一天,父亲李富春离世快一个月了,年过五旬的李特特回京探望75岁的母亲蔡畅。晚上,母亲对李特特说:“你父亲去世了,我打算把我们的存款当作党费上缴。”
母亲有这想法,李特特觉得再正常不过了,可当母亲要她数数那一摞存款单时,她还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一张,两张,三张,四张……居然有29张,总计99851.09元。
李特特从没想过母亲竟存了这么多钱。这简直是笔巨款啊!母亲不是一直对自己对家人都很抠吗?她和父亲的衣服总是补丁上再打补丁!他们吃得也很简单,餐餐都是一荤一素加一小碟辣酱,而且经常吃剩饭剩菜……如今,李特特双手托着这些存款单,重如千斤,烫似烈焰!
这可是父母几十年的积蓄啊!他们都是中共元老——父亲于1921年入党,母亲是1923年入党的,都参加过长征,所以他俩工资相对较高。他们平时还写文章,这笔钱里应该还有他们几乎所有的稿费。
李特特正想着,母亲突然又说:“要不……先别交了!”
难道母亲反悔了?她最痛爱外孙李勇了呢……但那念头一闪而过,李特特明白:母亲绝不会这么想。
果不其然,母亲说:“等我再存一点钱,凑满10万元再交给党吧,免得给工作人员添麻烦。”接着,母亲起身去,从卧室里翻出一个金镯子。李特特眼前一亮:这可是外婆葛健豪留给母亲唯一的东西啊!那是1923年3月的一天,在巴黎一个小咖啡馆里,由外婆作主,吃了一顿饭、聊了一番话后,父亲母亲就算结婚了。外婆因为送儿女去法国求学,早已变卖了所有家产,根本拿不出嫁妆。后来,外婆回到湖南双峰老家后,特意绣了一些湘绣卖了,买了一个金镯子,辗转多年才送到母亲手里……李特特也有一个金镯子,比这个小一点,花纹也没这个漂亮,她一直想跟母亲交换。想到这里,李特特期期艾艾地说:“您这个金镯子……花纹好,又是外婆给您的,我跟你换一个吧,拿我的那个当党费上缴吧!”说着,她拿出自己的那个金镯子。母亲拿着两个金镯子细细地比较了一番,最终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这个小一些。”“其实,也就小一点点……”李特特不敢再争辩了,因为她见到母亲严厉的目光。后来,李特特听说,母亲将外婆给她的那个金镯子上缴了。
再一个多月后,她又听说,母亲凑了148.91元,连同那29张存款单,凑满了整整10万元,一起让秘书交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去。拿着那一叠存款单,秘书犹豫了半晌,怯怯地问:大姐,要不要给你的孙子们留下一点?她果断地说:不,这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富春去了,我们应当把它还给党和人民。孩子们要靠他们自己去劳动……
“您怎么了……”李特特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她猛地回过神来,这时她才察觉自己早已泪流满面。原来,蔡和森纪念馆工作人员见她颤抖不已,忍不住叫出声来。李特特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块白墙前,她的目光又落在墙上的镜框里,里面贴着的普通纸竟是几张特殊党费的收据——一张上写着:“李富春、蔡畅同志,1975年2月17日,交来金镯子一个,计重1.1两,戒子(指)一个,计重3钱(作为上缴特别党费)”另一张写着:“1975年3月17日,李富春、蔡畅同志交来特别党费10万元整(其中储蓄存款单29张计99851.09元,现款148.9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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