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鲁迅来说,朱安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朱安则不,她一辈子都在努力,努力地迎合甚至努力地试着抗争,以图求得她应有的那份婚姻滋养。但是,她却始终未曾得到生活的安抚与内心的安宁。
朱安比鲁迅大3岁,出身商人家庭,从小被教养得极合传统规范。鲁迅对这桩包办婚姻很不情愿,但他不忍强拂母亲之意。再者,鲁迅对自己身体状况一直很悲观,且又处在革命时代,他总认为自己哪天就会死去,“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因此就以一种消极的态度对付。朱安28岁那年,朱家听说鲁迅已在日本结婚生子,便找周家讨说法。鲁母急了,就叫家人给鲁迅发去电报:“母病速归!”鲁迅急匆匆赶回,发现家里正张灯结彩给他准备婚礼。
这段婚姻于鲁迅而言,是深深的无奈:“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洞房花烛之夜,鲁迅和衣躺下,都没碰朱安一下。第二天早上,仆人发现鲁迅脸上蓝一块青一块的。原来鲁迅将头埋在被子里哭了一晚,眼泪将新印花被浸湿,被面的颜色染到了他脸上。一曲婚姻悲剧,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朱安似乎一开始就预感到了这种悲剧,所以从结婚那天起,她就在努力迎合鲁迅。鲁迅不喜欢小脚女人,朱安叮嘱家人在她上花轿前,给她换双大号的绣花鞋。鞋子太大穿不牢,她就往鞋子里塞了很多棉花。下花轿时,因一脚踏空鞋子掉了,三寸金莲就露了出来。
婚后,鲁迅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任教,虽偶尔回家中,也是为了看望母亲,对朱安则采取“三不政策”:不闻、不问、不接触。后来,鲁迅受蔡元培邀请去教育部工作,孤身一人在北京待了七年后,在八道湾购置了一套三进院,将一家人都接了过来。鲁迅自己住在最差的外院,最好的中院留给了母亲和朱安,内院给了周作人和周建人。
结婚十多年,终于有机会与鲁迅一起生活,虽分室而居,朱安依然满心欢喜。但鲁迅对她仍十分冷淡,每天跟她说话不超过几个字。早上朱安喊鲁迅起床,他“哼”一声;吃饭时叫他,又只“哼”一声;朱安睡前问他关不关门,这时鲁迅才有一句简单的话 :“关”或者“不关”。只在朱安问他要钱购日常用品时,鲁迅才稍微多说几个字:“要多少?”或者顺便问一下某某东西要不要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谈话,每月不过一两次。为避免与朱安更多的交流与接触,鲁迅在书房外面放个箱子,箱子打开,每天他将换洗的衣物放在箱子盖子上,朱安将洗干净的衣服放在箱子里。
朱安有时主动找话“讨好”,但常常弄巧成拙。有次吃饭时,鲁迅说他曾吃过一种很好吃的菜,朱安立即附和:“这种菜我也吃过,的确很好吃。”鲁迅就不说话了,心里陡然又生出厌恶。原来鲁迅说的那种菜,是他在日本时吃的,中国根本就没有。鲁迅很喜欢俞芳姐妹,有次他来了兴致,教她俩做简单的“健美操”,朱安在一旁也跟着学。鲁迅瞟了一眼,整个兴致就没了,心里对朱安更为反感。
朱安与鲁迅在北京共同生活的6年里,两人可考证的正式“长谈”只有一次。那是95年前的今天(1923年8月2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感情彻底破裂,鲁迅决定迁居砖塔胡同。搬家前他问朱安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给她。朱安想了想答道:“八道湾我不能住,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偶然间,鲁迅对朱安也有温情。比如他在外面买了果点,回家先让母亲挑,再让朱安挑,自己最后吃。朱安每次都只挑一两小块,且选那种最次的。再比如朱安生病了,鲁迅会雇人力车将其送到医院,也会焦忧不安。朱安对鲁迅的照顾则极尽妻子之责,每次她听到鲁迅咳嗽后,总要偷偷地看他吐的痰里是否有血丝。鲁迅肺病发作时,她就把米捣碎,天天煮米汁、熬鱼汤给他喝。
尽管朱安一直低眉顺眼地迎合,但也曾愤怒地抗争过。据考证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婚后不久鲁迅回绍兴,朱安当着亲友的面指责鲁迅种种不是,鲁迅一言不发。另一次是她感知到了许广平的存在,当着正在鲁迅家做客的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面,突然跪下痛哭:“我是配不上大先生,大先生要娶妻纳妾,全凭他自己;但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决不离开周家。”
但无论是迎合还是抗争,结局只是一种刺骨的悲凉。朱安曾对人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短短数语,让人泫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