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林青霞，80年代的刘晓庆、巩俐，90年代的王祖贤、张曼玉，这些都是享誉国际的大美女。但其实在更早的60年代，中国就有了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美丽女神”杨丽坤。她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阿诗玛”。
　　杨丽坤，1942年生，是云南土生土长的彝族姑娘。在中国电影史上，没有谁能像杨丽坤一样，只演过两部电影，却在中国数亿观众的心中留下如此不可磨灭的记忆。也没有人如她一样在获得巨大的荣誉和成就之后，迅速如流星一般从云天之上直坠深渊，度过那样凄怆与悲凉的一生。
　　1959年，17岁的杨丽坤出演了国庆献礼彩色故事片《五朵金花》，引起巨大轰动。杨丽坤因此片在1960埃及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获最佳女演员“银鹰奖”，时任埃及总统点名要她去领奖。当时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各国，杨丽坤作为国家文化行业代表随行。《五朵金花》先后在54个国家和地区放映，创造了中国电影在海外发行最多的纪录，这一业绩迄今无人能敌。时隔多年，在1982年的“西班牙第三届桑坦德尔音乐舞蹈电影周”上，《五朵金花》又获得“最佳(舞蹈)金片奖”，足见此片的影响力。
　　1964年，杨丽坤又主演了电影《阿诗玛》。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让她达到了艺术和人生的巅峰，在国人的心中，她就是五朵金花，她就是阿诗玛。
　　天生丽质、倾国倾城，这些形容顶级美女的词语，在杨丽坤身上却并非虚誉，在那个化妆技术和摄影技术都非常粗糙的时代，杨丽坤随意的一张生活照都美得惊心动魄。
　　杨丽坤扮演的金花，不仅融入了大理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还将大理令人陶醉的自然美景完美地展现出来，三塔、三月街、蝴蝶泉、大理古城、苍山、洱海、金花、白族服饰和白族民歌……随着影片的全球放映，让世界无数人向往大理、向往金花。杨丽坤扮演的“金花”，无可替代地成为了云南大理和白族姑娘的品牌形象，成为永恒的标志。
　　然而，杨丽坤的人生却没有因此而走向幸运。她的一生可谓大喜大悲，犹如她一生只演过的两部电影：《五朵金花》和《阿诗玛》，一部喜剧、一部悲剧。她的人生与自己先后创作的两个艺术形象连在一起，仿如预言。
　　“文革”一开始，江青将《阿诗玛》定性为“大毒草”，杨丽坤作为《阿诗玛》的主角，更是“修正主义苗子”“资产阶级美女”“文艺黑线的忠实执行者”，一顶又一顶政治帽子，压在了才二十余岁的杨丽坤头上。在那个狂乱而扭曲的年代，美就是原罪，更何况以她那样的丽质，更是“罪加一等”。而杨丽坤这个彝族姑娘，却有着如阿诗玛一般的刚烈，“造反派”叫她低头认罪，她偏要抬头;要她承认《五朵金花》是“大毒草”，她却倔强地反驳：“《五朵金花》是周总理肯定的革命影片，江青说是毒草、色情，她就不配当什么伟大旗手!”这样的惊人之语使她很快成为“政治疯子”“现行反革命”，被夜以继日地关押逼供问讯。那些早对杨丽坤的成功和姿色妒恨交加的人，变着法子折磨她，以致过了许多年后，杨丽坤一听见那些人的名字就会失控。
　　受尽折磨的杨丽坤很快精神错乱，患上了严重的幻听和迫害后遗症。1970年，杨丽坤住进了云南省长坡医院，这一年她仅28岁。在以后的30年，她都没能走出那个噩梦，也没能再演电影。
　　即使住进了精神病院，那些一心要把杨丽坤往死里整的“造反派”仍然没有打算放过她。最后，杨丽坤由家人护送逃离到湖南郴州精神病院，后又辗转到了上海精神病院。
　　在她风雨飘摇的苦难人生中，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有一个男人用爱为她撑起了一片天空。这个人就是1966年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下放在广东韶关的凡口铅锌矿做一名普通工人的唐凤楼。1971年，唐凤楼第一次见到杨丽坤的时候，她脸色灰黄，目光呆滞，又因服用激素类药物变得臃肿不堪，毫无美态可言。然而，在接触中，她善良的性格仍吸引住了唐凤楼。即使在她精神状况十分不稳定的时候，唐凤楼依旧选择与她结婚生子，并始终不离不弃。
　　1976年秋，“四人帮”垮台，在各方奔走下，杨丽坤终于被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并落户上海。2000年，58岁的杨丽坤在上海家中平静病逝。她的墓碑，上海一座、昆明一座。她的骨灰，上海一半，昆明一半。
　　杨丽坤已逝，她为中国电影创造了不朽的艺术形象，也因此蒙受了莫大的冤屈，承担了大半生的痛苦;而“金花”创造的民族文化与经济品牌，为云南的发展特别是云南大理赢得了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
　　然而这一切，和她本人已经没有丝毫关系。对此，我们唯有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