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演进到今天，曾出现一批令人恐怖的“特务政权”。细细推算起来，武则天应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特务政权”。1330年前的今天(唐垂拱四年六月十八日)，武则天给自已加尊号为“圣母神圣”。此后，这位中国的“圣母”就将“特务政权”推向了极致。
　　世上所有的“特务政权”，都有两大“标配”：告密与酷刑。武则天无师自通，她从实践到理论，将这两大“标配”打造得十分“完美”。
　　唐垂拱二年，武则天叫人用铜铸造了四个巨大的箱子(铜匦)，分别漆成青、丹、白、黑四色，置于朝堂的东南西北门。设立好这些“意见箱”，表面上看是虚心接受群众监督，了解全国舆情，实则是鼓励大家告密。
　　为此，武则天特意下发公告，凡是告密者，所有的官员都不能阻挡;而且，当地政府还要无条件为告密者准备驿马，并以五品官员的待遇为告密者提供沿途饮食，以让他们顺风顺水舒舒服服地到达皇宫。对于告密者，武则天不分贫富贵贱，一律客客气气地亲自接见。如果告密者提供的“情报”正好为武则天所用，她会立即破格重用此人。武则天规定，告密有功者，都提为五品官，不论资历出身。若告密者所说不实，她也不予追究。这样一来，告密者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尽管如此，武则天仍不满足。她觉得四大铜匦还不能像“天眼”一样构成天罗地网，于是又派出大批名为“告事”的特务，四处侦察探听臣僚的言行，并随时向她报告。
　　收到密告后怎么办?武则天就在洛州牧院和皇城丽景门内设了一个名为“制狱”的机构，专门负责调查审讯被检举有罪的人。有了制度和机构，还需人来办事。于是，就涌现出了许多“酷吏”。武则天死后，唐中宗下诏公布了27名酷吏名单，这些酷吏大多靠告密起家，其中以周兴、侯思止、索元礼、来俊臣“四大天王”为代表。
　　侯思止等酷吏多出身地痞流氓，甚至大字不识一个，但在刑讯逼供方面一个比一个厉害。他们发明了“定百脉”“死猪愁”“求破家”等各种名号的酷刑，让人闻风丧胆。比如“脑箍”，就是将一种特制的铁箍套在犯人头上，然后在铁箍和头颅之间用锤钉入木楔，受刑的人头痛欲裂，如同刀劈，木楔钉入稍多，受刑者便头颅开裂，脑浆流出，一命呜呼。这种酷刑为索元礼发明，并“流传千古”，被后世历代王朝沿用。索元礼还有一个“绝活”，他能在几天内让一个被告牵引出一千个被告。
　　最有名的酷吏当属来俊臣。他组织了数百名无赖，专以告密为事。他们先确定对象，不管对方有无犯罪事实，然后策划捏造罪状四处告密，迫使受状机构不得不上报。因此，每当某人被告密时，无论其是否清白，都已在劫难逃。来俊臣审讯更是心狠手辣，任何人只要由他来审讯，基本上就无法活着走出监狱，即使亲王和宰相也无一幸免。更为奇葩的是，来俊臣不仅是“实践家”，还是一个“理论家”——他将如何告密、如何审讯、如何编窜口供等写成《罗织经》一书，用来指导全国的酷吏制造冤假错案。因此，《罗织经》堪称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炮制冤案的“教科书”和“实战指南”。
　　武则天借这些酷吏之手，大搞恐怖政治，朝中人人自危。每次上朝前，官员们都会与家人道别，担心再也回不来。对于这些酷吏，除了武则天和她的武氏家族，几乎没有哪位官员不惧怕他们。《资治通鉴》称：“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而“太后以为忠，益宠任之”。在武则天的鼓励下，这些酷吏制造冤案无数。据史载，仅来俊臣主持的制狱，前后被定为谋反罪并灭族的千余家。通过这些酷吏，武则天将李姓皇族和所有异己者几乎全部清除掉。
　　庆幸的是，酷吏最横行的时候，是在武则天当皇帝之前。而在武则天受“圣神皇帝”尊号之后，为了笼络和稳定人心，她开始杀酷吏以安天下，采取的方法则是以酷吏杀酷吏。第一个“倒霉蛋”是周兴，来俊臣“请君入瓮”定了周兴的死罪。武则天改周兴为流放，但他在流放途中被仇家杀死。随后武则天又杀了索元礼，“以慰人望”。但对于来俊臣，武则天一直不想杀。七年后，因众愤难平，武则天只好“忍痛割爱”。来俊臣被杀后，“国人无少长皆怨恨，竞剐其肉。斯须而尽”。
　　武则天的“特务政权”自此降下帷幕。然而，“特务政权”在当时造成的恐慌以及对文明产生的恶劣影响，却是无法消除。